问题描述：
三年困难时期是天灾还是人祸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三年自然灾害百科名片
灾民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目录
原因
对外援助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相关损失数据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
争议综述
灾害责任
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减少人口数目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关统计
其它相关言论原因
对外援助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相关损失数据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
争议 综述
灾害责任
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减少人口数目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关统计
其它相关言论
展开 编辑本段原因
饥民在捡食菜叶
大跃进宣传图片：划着花生过黄河主条目：大跃进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工作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指责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纷争,中苏论战向中国索要抗美援朝时期的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然而,1980年以后的中国之外的西方,以米国政府和财团资助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大量的向国外派遣官费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经济,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内部实际负责的高官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反右倾扩大化政治运动和内部对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分田单干、围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各级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各级官吏追求农业生产单产、总产“浮夸风”和不顾工业基础薄弱片面追求钢铁生产高产量的“大炼钢铁”.这些政府官吏的官僚主义作风,加上强硬摊派一级一级的增加数量的违背工农业生产规律的做法导致最后没有完成任务,同时据此的经济计划也严重被破坏. 1959年秋,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业歉收,农村地区因缺少虚高报道的粮食产量,导致官吏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由于粮食生产歉收导致出现全国性粮食供应问题出现.当时采取了粮食供应的低标准,即全国各地按照工作性质不同采取不同的粮食定量标准.（1980年粮食标准如下：干部29斤/月,高中男生31斤/月,高中女生30斤/月,市民26斤/月,钳工43斤/月,搬运工60斤/月等.） 由于粮食供应的低标准导致了人口的生育率急剧下降.1958年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在1959年下半年才在全国范围出现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1960年.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政府官吏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亩产超万斤的试验；1956年农村已经基本完成了私有土地的公有化过程.这种强制的进行亩产超万斤的试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 百万计的农民被政府官吏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当中.因为缺少文化没有技术, 尤其是没有铁矿石、高炉和焦炭等基础,政府官吏号召土法上马大炼钢铁,这样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高炉就用土法和土法制造的煤炉.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政府官吏主导下,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除了主要的骨干企业产出的合格产品外,数量不少,更多没有工业生产基础的非专业生产单位,学校,农村生产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各级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导致官吏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这样留给当地农民口粮和种子粮减少了.政府规定 的歉收返销粮和救济粮也因为官僚主义作风导致农村的口粮减少. 1980年以后米国资助的研究人员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中国恰恰在因为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编辑本段对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0].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许是为了政治方面的的原因,但为此付出大批无故人民的生命.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大饥荒所反映的各种弊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编辑本段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 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相关损失数据
大跃进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万至8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
灾民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 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目录
原因
对外援助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相关损失数据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
争议综述
灾害责任
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减少人口数目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关统计
其它相关言论原因
对外援助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相关损失数据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
争议 综述
灾害责任
非正常死亡与非正常减少人口数目
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相关统计
其它相关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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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民在捡食菜叶
大跃进宣传图片：划着花生过黄河主条目：大跃进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工作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指责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纷争,中苏论战向中国索要抗美援朝时期的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然而,1980年以后的中国之外的西方,以米国政府和财团资助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大量的向国外派遣官费留学生到西方学习经济,同时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内部实际负责的高官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反右倾扩大化政治运动和内部对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分田单干、围绕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各级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各级官吏追求农业生产单产、总产“浮夸风”和不顾工业基础薄弱片面追求钢铁生产高产量的“大炼钢铁”.这些政府官吏的官僚主义作风,加上强硬摊派一级一级的增加数量的违背工农业生产规律的做法导致最后没有完成任务,同时据此的经济计划也严重被破坏. 1959年秋,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业歉收,农村地区因缺少虚高报道的粮食产量,导致官吏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由于粮食生产歉收导致出现全国性粮食供应问题出现.当时采取了粮食供应的低标准,即全国各地按照工作性质不同采取不同的粮食定量标准.（1980年粮食标准如下：干部29斤/月,高中男生31斤/月,高中女生30斤/月,市民26斤/月,钳工43斤/月,搬运工60斤/月等.） 由于粮食供应的低标准导致了人口的生育率急剧下降.1958年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在1959年下半年才在全国范围出现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1960年.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政府官吏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亩产超万斤的试验；1956年农村已经基本完成了私有土地的公有化过程.这种强制的进行亩产超万斤的试验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 百万计的农民被政府官吏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当中.因为缺少文化没有技术, 尤其是没有铁矿石、高炉和焦炭等基础,政府官吏号召土法上马大炼钢铁,这样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高炉就用土法和土法制造的煤炉.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政府官吏主导下,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除了主要的骨干企业产出的合格产品外,数量不少,更多没有工业生产基础的非专业生产单位,学校,农村生产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各级政府官员出现严重的官僚主义,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导致官吏据此征收的公粮数量增加.这样留给当地农民口粮和种子粮减少了.政府规定 的歉收返销粮和救济粮也因为官僚主义作风导致农村的口粮减少. 1980年以后米国资助的研究人员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中国恰恰在因为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编辑本段对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0].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也许是为了政治方面的的原因,但为此付出大批无故人民的生命.似乎不是最好的选择,大饥荒所反映的各种弊端在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应引起人们的深思.
编辑本段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于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征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于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 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编辑本段相关损失数据
大跃进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万至8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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