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奖的是《约翰·克利斯朵夫》
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评语
“文学作品中的高尚理想和他在描绘各种不同类型人物时所具有的同情和对真理的热爱.”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
1916年,瑞典文学院宣布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罗曼罗兰.这个已经被当时的法国抛弃的人,在得知自己获奖以后,答复说“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他是属于整个法兰西人民的.如果这个荣誉有助于传播使法国在全世界受到热爱的各种思想,我感到幸福.”
另外他的《名人传》也特别出名.
再问： 那么，请问约翰·克利斯朵夫有几十个译本，哪个才是最好的呢？
再答： 傅雷翻译的最好 傅译罗曼·罗兰，从西方文化中拿来一种可贵的异质：力的颂扬。贝多芬与近代世界之贝多芬——约翰·克利斯朵夫，以他们雄强的个性，对大多萎弱的个性，自是一种补济。正是出色的傅译，使罗曼·罗兰得以广泛传布我国。 傅译罗曼·罗兰——这六个字，今天看来平淡无奇，焉知其中还隐伏祸机。此译予译者以早期的荣名，中年的困顿，晚年的罹难。正当译者的事业和活动进入高峰时期，反右派斗争不期而至。运动中，有些青年学生“犯了错误”，挖思想根源时，发觉受了克利斯朵夫的影响。面对大量这样的事例，该书的译者当然难辞其咎。再加上些别的言论，傅雷先生由此开始忧患余生。“节场”上转了一圈，铩羽而归，还是回进书房。视患难如无物，他自称“只要一上桌子，什么苦闷都会暂时忘掉”。仍以坚毅的秉性，每天译书不辍。辞别了一度的烦嚣，又获得一份宁静的反思，气度从贝多芬式的精神，转向东方式的恬淡与明哲。早年在贝多芬乐曲里捕捉到象征十九世纪“人类活动的基调——力！……反抗一切约束，争取一切自由……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这时从贝多芬晚年的四重奏中，看到了“隐忍与舍弃”，看到了奋斗后的失败，抗争后的无奈。“挣扎了一辈子以后再放弃挣扎，当然比一开场就奴颜婢膝的屈服高明得多，也就是说‘自我’的确已经大大的扩张了；同时却又证明‘自我’不能无限止的扩张下去……”音乐趣味，也由贝多芬转向莫扎特：“因为贝多芬的音乐几乎每页都是与命运肉搏的历史，他的英勇与顽强对每个人都是直接的鼓励；莫扎特却是不声不响地忍受鞭挞，只凭着坚定的信仰，像殉道的使徒一般唱着温馨甘美的乐曲安慰自己，安慰别人。”一九六。年给傅聪信里议论道：“大概中国的传统哲学和艺术理想越来越对你发生作用了。从贝多芬式的精神转到这条路在我是相当慢的。”他认为，“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追求自我扩张”，“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渡；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超渡是超脱痛苦与烦恼”。——纯是悟道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