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老师，请问:“第2课中的竺可桢爷爷有什么资料？”
问题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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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 很高兴为你解答，如果对老师的解答不满意，请在讨论区给老师说明，老师一定会尽全力帮你解答！祝你寒假愉快！
解题过程：
竺可桢资料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又名绍荣，字藕舫，汉族，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童年 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15岁始），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到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读书。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冲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卓著，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他深刻影响。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 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因计算错误而多算的部份，应清驻美大使梁诚的要求退回给中国，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竺可桢出国，正是作为第二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 在旧中国内战频繁的条件下，这批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昏暗，他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以改造国家。 他起初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 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桢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 科学救国 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他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国立东南大学，在竺可桢的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新任系主任。在这里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1925年1月，国立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竺可桢于本年夏季离校，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部长，潜心著述，接连发表了《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重要文章。1926年到南开大学任地理学教授，于此就地取材，成文《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他同年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代表入组中国代表团，赴日参加了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7年学校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同年秋，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上被选为理事长。 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 1927年北伐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这时的气象研究所，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十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拟订了《气象观测实施规程》，统一了观测时制、电码型式、风力等级标准、天气现象的编码等，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633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史称“文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迎接解放。解放后，他高兴地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急国家之所急，积极投身于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1951年又组织筹建了西藏工作队。为治理黄河，他主持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此后，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四项重大考察任务。其一是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研究；其二是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其三是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其四是主要河流水利资源的考察研究。在他的支持下。仅 1956—1957年两年间，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它们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成果
1959年，竺可桢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一篇是《向沙漠进军》。在他的倡导下，设置了六个治沙综合试验站。他三次深入沙漠考察，几乎跑遍了内蒙古、河西走廊和新疆的沙漠。 据宁夏的同志回忆，1959年六七月间，竺可桢沿包兰铁路，到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区视察。宁夏的风沙危害是他的考察重点之一。他到灵武、盐池一线调查，考察了灵武白芨滩防沙林场和沙坡头治沙试验站。沿途所见，流沙覆盖路面，威胁农田、水渠、公路和城镇。黄河沿岸的大沙丘，沙泻入水，增大了黄河的输沙量。竺可桢指出，起沙的人为因素是不合理的砍伐森林，破坏草地，过度开垦、放牧和打柴。治沙，首先要树立信心，保护现有草皮和林带。他说：“干旱地区的雨量虽然少，但是要造林种草是完全可能的，有的地方还有丰富的地下水可以利用。”沙坡头试验站是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建立的，3年内引种成功12种植物，固定了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座7公里长的沙丘，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1963年，竺可桢上半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热带地区进行了考察，下半年又去宁夏中卫沙坡头、营盘水等地视察治沙工作。1965年8月，竺可桢放弃到北戴河海滨休养的机会，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农业区划工作，并进行大黑河荒地资源的调查工作。12日，他在途中看见居民滥伐红柳，很感痛心，与同行人员说，这是造成戈壁的重要因素：割去红柳，沙被吹来，便成了戈壁。当天他就向甘肃省科委提出严禁砍伐红柳的建议。 竺可桢领导了黄河中游地区、黑龙江、新疆、云南热带生物资源，华南热带生物资源，土壤、盐湖、青海甘肃地区治沙，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等10个考察队，考察地区占全国面积60%以上，所得资料填补了我国许多方面的空白。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与台湾之外的全国各省区。 竺可桢强调，对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抱整体观点、全局观点，要认识自然界的统一性，注意生态平衡，使自然资源能按照其本身的特点与国家整体的需要，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利用，否则将引起自然条件的退化。如对于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开发，竺可桢认为，草地只能作为畜牧区，决不能大面积开垦。否则，肥沃的土壤就要被吹蚀，导致土壤肥力的退化，甚至变为沙荒。他的这些意见，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1972年前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中断了20多年的两国交往逐渐恢复，而科学家的来往是其中先行的重要方面。1971年8月著名华人学者杨振宁首先回国省亲、访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也见到阔别多年的师辈与同窗，以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由此开始，众多的美籍华人学者不断回国访问，中国科学院的对外交往开始复苏。竺可桢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又是许多著名华人学者的师长或老朋友、老同事，在这种形势下，他担负了许多接待工作。他们中间有李政道、赵元任、陈省身、任之恭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霍奇金爵士、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等。竺可桢向他们介绍建国以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成就，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向，探讨双边合作的可能与具体内容。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一些领导人不便对外，竺可桢与吴有训副院长一起，承担了大量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工作，为发展当时民间外交和沟通对外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他认为：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科学。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开创了这方面研的先例。1958年他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也不应将华北各地、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他说：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即冬日微寒，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作物一年可以有两造收获。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他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 具有一定规模的气象台站建设，是独立自主开展气象预报的基础。竺可桢在1921年就发表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吁请各地政府予以重视。气象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认为全国设立不同规模的测候所不应少于150个。但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要由政府专门拨款来筹建气象台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解决，一是从气象研究所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自建少数测候所；一是动员凡需要气象资料的部门（如航空、交通部门等）出资，筹建一些测候所；再一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在竺可桢的精心推动下，从1929年起到1941年底止，气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级测候所9个，合办的19个。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萨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建立的，不但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也为当时中国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提供了可能。 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 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替代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坚持开创性的科学研究 气象研究所首先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带领下，学术空气浓重，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从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这一时期，竺可桢有大量行政事务、科学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八年时间内，他公开发表著作60余篇，其中大约有50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
最终答案：略
解题过程：
竺可桢资料
竺可桢（1890年3月7日—1974年2月7日），又名绍荣，字藕舫，汉族，浙江上虞人。中国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他先后创建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地学系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被尊为中国高校四大校长之一。 童年 竺可桢幼时聪明好学，从2岁开始认字，在家庭的影响下.他从小就在私塾里读书，学习十分勤苦。中学阶段（15岁始），读书于上海澄衷学堂和复旦公学，后到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前身)读书。他身材瘦弱，被同班同学胡冲讥笑说他活不过20岁。竺可桢闻此话后下决心锻炼身体，风雨无阻。后来他的身体始终健康。 由于他学习努力，成绩卓著，五次考试都名列全班第一。191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生，赴美国伊利诺斯大学学习农学。后又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专攻气象。哈佛大学求实崇新、自由探讨的学风，给他深刻影响。1918年他以台风研究的优秀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时年28岁。 当时美国政府将八国联军向清政府勒索巨额白银（史称“庚子赔款”）中，因计算错误而多算的部份，应清驻美大使梁诚的要求退回给中国，作为在华开办学校及招收中国留学生赴美的费用，竺可桢出国，正是作为第二批利用“庚款”赴美留学的70名公费生之一。 在旧中国内战频繁的条件下，这批学生回国后大多经商，或投奔军阀，只有竺可桢等少数人坚持“科学救国”的艰难道路。竺可桢所走的道路，是20世纪前期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追求真理和光明的道路。看到清政府的极度腐朽昏暗，他和同时代的进步青年一样，争取到西方去学习，以改造国家。 他起初抱着不问政治的态度投身科研。国民党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尤其是特务横行，从反面教育了他。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他便以爱国科学家的正义和良知站出来坚决斗争，以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公函中曾申斥他“包容奸伪匪谋学生之一切非法活动于不闻不问”。 通过新旧中国的对比，竺可桢相信：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也是当年许多爱国科学家的共同感受。 科学救国 他怀着“科学救国”的理想，回到了祖国，先后执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他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次年，学校改称国立东南大学，在竺可桢的主持下，建立了地学系，下设地理、气象、地质、矿物四个专业，并新任系主任。在这里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地理学通论》和《气象学》两种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教育的奠基性教材。1925年1月，国立东南大学发生“易长风潮”，竺可桢于本年夏季离校，到上海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史地部部长，潜心著述，接连发表了《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北宋沈括对于地学之贡献与纪述》《论以岁差定〈尚书·尧典〉四仲中星之年代》等重要文章。1926年到南开大学任地理学教授，于此就地取材，成文《直隶地理的环境和水灾》。他同年作为中国科学社的代表入组中国代表团，赴日参加了第三届泛太平洋学术会议。1927年学校又改名国立中央大学。在此期间，他一面担任地理系主任，主持日常行政工作；一面教授地学通论。气候学，气象学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批气象学和地理学研究及教育人才。张宝堃、吕炯、黄厦千、沈孝凰、胡焕庸等，都是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优秀学者。他还积极参加中国科学社，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同年秋，在中国科学社第十二次年会上被选为理事长。 在国立东南大学任教期间，他积极筹建校南农场气象测候所。1922年他主持购买了各种仪器设备，定期观测温度、湿度、气压、雨量、日照等项目。逐月发行南京气候报告。这是我国自建和创办气象事业的起点和标志。 1927年北伐胜利，政府筹建中央研究院，下设观象台筹备委员会，分设天文、气象两研究所，担任中国气象学会副会长的竺可桢，又被任命为气象研究所所长。这时的气象研究所，既是全国的气象学术研究单位，又是领导全国气象事业建设的国家机构。竺可桢白手起家，克服了重重困难，努力发展我国气象事业，他首先领导了中国气象台站网的建设，提出了《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计划在十年的时间内，全国建立气台10处，测候处150处，雨量测候所1000处。在气象所成立的当年，就首先建成了南京北极阁气象台，这是我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也是当时中国气象科学研究中心和业务指导中心。在此期间，还开展了天气预报业务，拟订了《气象观测实施规程》，统一了观测时制、电码型式、风力等级标准、天气现象的编码等，开展了气象资料整编的出版业务。先后出版了《中国之雨量》、《中国之温度》、《中国气候资料》以及《气象月报》、《气象季刊》、《气象年报》等。1934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 1936年4月，他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他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进步主张。1937年，浙江大学为躲避战事、继续学业，举校西迁。竺可桢带领633人四度迁徙，途经浙、赣、湘、粤、桂、黔六省，行程2600多公里，最终于1940年初，抵达贵州遵义──遵义地处黔北山区，远离炮火和敌机的干扰。史称“文军长征”。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一面组织师生上课，一面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战，并为当地群众服务。在民主爱国的学潮中，他始终站在进步学生一面，保护浙大师生的爱国正义行动。办学中，他十分重视学生的入学教育和毕业教育，注意培养学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广博的知识，注重学生的实践训和智能培养，注重师资队伍的建设。 1949年4月杭州解放前夕，竺可桢领导浙大师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同时电告国民党政府，坚决拒绝迁往台湾。他一个人隐居上海，闭户谢客，迎接解放。解放后，他高兴地出席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部主任、综合考察委员会主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气象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等职务。还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作为新中国地学界的组织者和教育家，他倡导建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培养了大批地学骨干力量。强调地理学一定要摆脱单纯描述，用最新的科学成果和仪器设备，进行定位观测，建立实验室，采用现代化的工作方法，综合运用生物、物理、化学、数学等基础科学方面最新的理论来进行研究论证
竺可桢于1956年领导创建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并一直兼任主任职务。他多次指出：要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国民经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综合考察工作。综合考察应为国家和地方编制国民经济计划提供科学依据。其任务首先是调查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的基本特征与数量、质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与治理保护的科学方案。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急国家之所急，积极投身于海南岛、雷州半岛和广西南部以发展橡胶为目的的地理调查研究工作。1951年又组织筹建了西藏工作队。为治理黄河，他主持组织了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此后，中科院专门成立了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开展了四项重大考察任务。其一是西藏高原和康滇横断山区研究；其二是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地区的考察研究；其三是热带地区特种生物资源的研究；其四是主要河流水利资源的考察研究。在他的支持下。仅 1956—1957年两年间，就先后建立了6个综合考察队。它们是：黑龙江综合考察队，新疆综合考察队，华南与云南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队。长江、黄河流域土壤调查队，柴达木盐湖科学考察队等。此外，还组织了治沙考察队，南水北调考察队等。到他去世时为止，在他领导下，中科院先后组织了25年规模不同的综合考察队，参加工作的达100多个单位，1万多人次。积累了大批珍贵资料，取得了丰硕科研成果。
成果
1959年，竺可桢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改造沙漠是我们的历史任务》，一篇是《向沙漠进军》。在他的倡导下，设置了六个治沙综合试验站。他三次深入沙漠考察，几乎跑遍了内蒙古、河西走廊和新疆的沙漠。 据宁夏的同志回忆，1959年六七月间，竺可桢沿包兰铁路，到内蒙古、宁夏、甘肃三省、区视察。宁夏的风沙危害是他的考察重点之一。他到灵武、盐池一线调查，考察了灵武白芨滩防沙林场和沙坡头治沙试验站。沿途所见，流沙覆盖路面，威胁农田、水渠、公路和城镇。黄河沿岸的大沙丘，沙泻入水，增大了黄河的输沙量。竺可桢指出，起沙的人为因素是不合理的砍伐森林，破坏草地，过度开垦、放牧和打柴。治沙，首先要树立信心，保护现有草皮和林带。他说：“干旱地区的雨量虽然少，但是要造林种草是完全可能的，有的地方还有丰富的地下水可以利用。”沙坡头试验站是在竺可桢的倡导下建立的，3年内引种成功12种植物，固定了腾格里沙漠边缘的一座7公里长的沙丘，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1963年，竺可桢上半年到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热带地区进行了考察，下半年又去宁夏中卫沙坡头、营盘水等地视察治沙工作。1965年8月，竺可桢放弃到北戴河海滨休养的机会，到甘肃河西走廊考察农业区划工作，并进行大黑河荒地资源的调查工作。12日，他在途中看见居民滥伐红柳，很感痛心，与同行人员说，这是造成戈壁的重要因素：割去红柳，沙被吹来，便成了戈壁。当天他就向甘肃省科委提出严禁砍伐红柳的建议。 竺可桢领导了黄河中游地区、黑龙江、新疆、云南热带生物资源，华南热带生物资源，土壤、盐湖、青海甘肃地区治沙，西部地区南水北调等10个考察队，考察地区占全国面积60%以上，所得资料填补了我国许多方面的空白。他的足迹遍及除西藏与台湾之外的全国各省区。 竺可桢强调，对待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抱整体观点、全局观点，要认识自然界的统一性，注意生态平衡，使自然资源能按照其本身的特点与国家整体的需要，得到最合理、最充分的利用，否则将引起自然条件的退化。如对于东北和内蒙古草原的开发，竺可桢认为，草地只能作为畜牧区，决不能大面积开垦。否则，肥沃的土壤就要被吹蚀，导致土壤肥力的退化，甚至变为沙荒。他的这些意见，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1972年前后，中美关系出现转机，中断了20多年的两国交往逐渐恢复，而科学家的来往是其中先行的重要方面。1971年8月著名华人学者杨振宁首先回国省亲、访问，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会见，也见到阔别多年的师辈与同窗，以及中国科学院领导人。由此开始，众多的美籍华人学者不断回国访问，中国科学院的对外交往开始复苏。竺可桢作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际上有相当知名度的学者，又是许多著名华人学者的师长或老朋友、老同事，在这种形势下，他担负了许多接待工作。他们中间有李政道、赵元任、陈省身、任之恭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会长霍奇金爵士、著名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等。竺可桢向他们介绍建国以来中国科技事业的巨大成就，中国科学院的性质、任务和研究方向，探讨双边合作的可能与具体内容。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体制很不健全，一些领导人不便对外，竺可桢与吴有训副院长一起，承担了大量其他人无可替代的工作，为发展当时民间外交和沟通对外科技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卓越地理学家和教育家的竺可桢，不仅创建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培养了一大批地理科学专门人才，而且在许多地理学重大领域和重大问题上，提出了创造性意见。他认为：地理学是经济建设事业中的基础科学，是研究现代地面环境的科学。因而应着重研究现代地表面的岩石圈、水圈、气圈与人类的相互作用，研究地球外壳结构及其组成部分的发生、发展、分布和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转换的科学。我国的地理学，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健康发展的，在地理学研究方法方面，他十分重视地域分异规律的研究，早在1929年他就发表了《中国气候区域论》，开创了这方面研的先例。1958年他发表了《中国亚热带》一文，指出：不应将热带北界移至南岭，也不应将华北各地、东北南部和新疆南部都划归亚热带。他说：亚热带的气候可以这样规定：即冬日微寒，足使喜热的热带作物不能良好生长。每年冬季，虽有冰雪，但无霜期在八个月以上。作物一年可以有两造收获。他不仅提出了划分的标准，同时明确指出了亚热带的北界和南界。他的见解，得到学术界的公认。 大力开展气象台站建设 具有一定规模的气象台站建设，是独立自主开展气象预报的基础。竺可桢在1921年就发表过《论我国应多设气象台》一文，吁请各地政府予以重视。气象研究所成立后，他又提出《全国设立气象测候所计划书》，认为全国设立不同规模的测候所不应少于150个。但是，由于当时财政困难，要由政府专门拨款来筹建气象台站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成立的台站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解决，一是从气象研究所有限的经费中挤出一部分，自建少数测候所；一是动员凡需要气象资料的部门（如航空、交通部门等）出资，筹建一些测候所；再一是接受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等机构的资助。在竺可桢的精心推动下，从1929年起到1941年底止，气象研究所自建的各级测候所9个，合办的19个。其中如泰山、峨眉山和拉萨测候所都是在克服了种种困难以后建立的，不但为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科学资料，也为当时中国参加国际极年观测提供了可能。 促进气象事业统一发展 独立自主地发布国土上的天气预报，被认为是国家的主权之一。但是在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中国的天气预报却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里。在当时政府支持下，经过竺可桢领导的气象研究所和全国各方面共同努力，于1930年3月，替代了上海徐家汇发布气象预报的顾家宅电台，开始了由中国人自主发布气象预报的历史，与此同时，逐步限制当时位于上海法租界内徐家汇观象台的业务范围。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初期，机构多元，体制紊乱，气象研究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1931年在竺可桢努力下，由当时内政部出面召集会议，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由竺可桢及其助手拟订的《全国气象观测实施规程》；气象研究所又编印了《测候须知》《气象学名词中外对照表》《气象电码》等工具书。此外，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的资料有《气象月刊》《气象年报》等，为互相交流情况起到重要作用。。《气象月刊》所载气象资料，几乎包括了当时国内的重要台站。以后，在他亲自主持下编印出版的《中国之雨量》和《中国之温度》两本丰富的资料，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气象事业发展的明证，是我国记录年代最久，涉及台站数量最多，质量有保证，内容最完整的降水和气温资料。此外，竺可桢还通过中央研究院于1930年、1935年和1937年先后三次召开全国气象会议，针对交通、军事、航空等部门为发展气象事业所关心的问题，进行充分商讨，并作出相应决议，使全国气象工作逐步纳入统一规范。 坚持开创性的科学研究 气象研究所首先是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事业单位。创建初期虽然专任研究员只有竺可桢一人，但在他带领下，学术空气浓重，研究工作成绩斐然。从1929年到1937年，共有20篇重要论文发表在当时出版的《气象研究所集刊》上，并与国外开展学术交流。这一时期，竺可桢有大量行政事务、科学组织工作和社会活动缠身，但却同时是他一生中科研成果产出的高峰期。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36年4月他出任浙江大学校长以前，八年时间内，他公开发表著作60余篇，其中大约有50篇是关于气象学方面的论文。《中国气候区域论》、《中国气流之运行》、《论新月令》和《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杰作。这些论文如同他的博士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一样，被后人视作为我国近代气象学奠基的科学论文。
最终答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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