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活了六十三岁,先后做过知县,知州,临察御史,转运使,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开封府知府,龙图阁直学士,权三司使,枢密副使,还出使过契丹.在端州的郡事两年多,就给人们留下了“好官”,“清官”的深刻印象,在京师和别地的影响如何可想而知.明朝黄瑜在《谓祀孝肃疏》中说,包拯“有功于端州者固多,……非独端民称颂,普天之下虽妇人儒子无不知包待制之名”.
在端州供职时,包拯在会客厅的墙壁上写着一首《戒廉诗》,头两句是“清心为治本,直通是身谋.”这是包拯一生为官为人的宗旨,他以此要求别人,更严格地以此要求自己.
他一生清廉正直,极力反对贪官污吏.端州任满不持一砚的故事,一直被人传为美谈.他在故乡庐州当知府时,他的舅舅犯了法,他知道后,一点不讲私情,派人逮到公堂,重重打了一顿,按照法令秉公断罪.曾任荆湖南路,江南南路,淮南转运使的王逵,巧立名目,刻薄百姓,害得很多人不得不逃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山洞里.包拯一连七次上书,揭发王逵的贪赃行为,使宋任宗终于免去王逵转运使的职务.在包拯那里是没有什么“后门”可走的.当时京城人说：“关节不到,有阁罗,包老.”这种赞誉并不过份.
包拯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宋史传载,包拯当官以后,“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他除时了奉金以外,再无他求.对于那些只图个人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吏,他最看不惯.嘉佑元年（公元1056年）,开封惠民河涨水,经调查,是一些豪门权贵在河上面建筑园亭使河水淤塞所造成,他立即下令拆毁河上全部建筑.有的宦官不甘失去既得利益,搬出地契来辩护,他派人丈量,发现这些人私自改大了地契上的步数,立即报告仁宗,作了严肃的处理.
使用官吏,包拯主张量才委职,才不称职的,无论职位多高,资格多老,他都坚决要求罢免.做了七年宰相的宋痒,长期占据高位却毫无建树,包拯认为“窃位素餐”,上书弹劾,要求撤掉.宋仁宗宠妃的伯父张尧佐,不学无术,仗着侄女得宠,被委以三司使,宣徽使,节度使等重任.包拯认为张尧佐根本不称职,不顾仁宗反对,大胆揭露张的无能和劣迹,甚至在殿上面对面与仁宗辩论,激愤时唾液溅得仁宗满脸都是.由于包拯坚决反对,张尧佐终于捞不到觊觎的美差.
包拯上述作为,明显地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有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他说过,“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他认识到人民的历史作用.他能坚持廉洁的操守,反对损害人民利益的人和事,与这一认识是有关系的.他留于青史的美行,并非没有借鉴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