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一种文化及其思想要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的主流,起码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思想应关怀民众平凡甚至琐碎的世俗生活,对民众关心的诸如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等问题做出解释,为民众提供精神上的归宿和依托,惟其如此,方能令民众心悦诚服.
第二、这种思想应有完善有效的传播渠道,即宣教手段或学校制度,尤其是地方学校,并有适合民间大众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传形式,以将此种精神广播民间.
第三、这种思想应能够贯彻于国家基层的行政机构及其事务,通过对民间社会及其生活的参与,对民众精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旦将"儒学主流"的神话消解,所谓"新儒家"和"国学热"实际上就成了可鄙的自慰和可耻的虚张声势.
正文国学研究正在成为当代显学,其中一个最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儒学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思想,而以之为精神核心的文化则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似乎早已成为公认的常识,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它的一系列仪典、制度、信念是否为广大民众所奉行和信从?它是否为各种民间文化事象如节日、巫术、歌舞、戏剧、传说、仪式、口传文学以及民间宗教、民风民俗等提供了大量的内容母题和形式模式?一种文化精神或思想体系,只有当它扎根幽邃的民间、流布广袤的俗世,与民众的生活血肉相连,才庶几称得上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主流.那么,儒家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中的命运又如何呢?
"儒家主流论"的最有力证据是,儒家,早在汉武帝时代,就被定为一尊,而历来的主流知识分子又一直以儒学为正统之学,儒家的独尊地位虽偶或受到法家、道家、玄学和佛学的威胁,但却并未被从根本上动摇,而后来在科举制度中,儒学又被定为知识分子的必修甚至是唯一的课程.儒学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统治阶级的文化,即主流文化,然而,主流文化是否就等于文化主流?
这在许多学者看来根本就不成其为问题,因为人们相信,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就是其统治思想.这一命题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来的,是以特定的西方思想文化为背景的,至于他是否适应于中国古代社会,则并非是不言自明的.
马克思指出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这个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一命题的成立并非无条件的.马克思是立足于其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殊背景提出此一命题的,基督教是西方中世纪的统治阶级思想,由于教会的大力推行,遂成为西方社会的统治思想.但这一命题并一定适应于有着全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东方儒学.
这一命题要能够成立,即统治者的思想要成为占统治的思想,就首先要求其思想普及民间,深入人心.一种文化及其思想要做到这一点,起码需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这种思想应关怀民众平凡甚至琐碎的世俗生活,对民众关心的诸如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等问题作出解释,为民众提供精神上的归宿和依托,惟其如此,方能令民众心悦诚服.
第二、这种思想应有完善有效的传播渠道,即宣教手段或学校制度,尤其是地方学校,并有适合民间大众理解能力和趣味的宣传形式,以将此种精神广播民间.
第三、这种思想应能够贯彻于国家基层的行政机构及其事务,通过对民间社会及其生活的参与,对民众精神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们想说明,在这三个方面,儒学在历史上一直都不长进,其做为甚至还不如外来的佛教.一首先,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即一套传教或教育制度,它作为思想传播的渠道,应畅谈无阻,且四通八达,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在被罗马帝国树立为国教之后,之所以能够在不久之后成为普及全欧的宗教,使全民皈依于基督的圣殿下,除了基督教原本就有一定的民间基础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基督教建立了一套组织严密、层次分明、分工明确并运转有效的教会体系和传教制度,教皇麾下的教堂、修院等,遍布城乡,面向全民,广泛积极地参与民间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利用一切机会,如节日、集市、礼拜日、人生礼仪等,向民众传播"上帝的福音",它不仅参与乐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且.渗入了个人精神的最隐秘角落,通过洗礼、忏悔、赎罪等制度对人们的生活和心灵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料.教堂,就是向芸芸众生进行基督教教育、贯注基督教精神和传播基督教文化的学校,西方近代学校制度正是源于中世纪的教堂和修院,而那些孜孜不倦地向人民叮咛上帝的福音的教士们则是近代知识分子的前身.然而,即使如此,即使它不惜动用法律和暴力手段消灭异端,基督教也从未从欧洲大地上根绝异教,即民间的原始宗教.许多基督教教堂就是依托民间秘教的旧址建立起来的,而民间秘教的偶像和圣物则在基督的十字架下堂而皇之地得以保存,继续享受着人们的香火和拜膜,民间的基督教教士也不得不冒亵渎神圣之嫌,担当一些本来由民间宗教巫师所担当的工作,如用符水治病、主持生民增殖仪式以及祈雨、驱邪等等.
与基督教相比,汉代儒学的传教或教育机构却相形见绌.汉武帝采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述,儒学因而成为中国两千年专制历史上的统治阶级思想.任何一个统治者都希望他的思想也能成为民众的思想,上下一条心,使其统治在权力的保障之外再获得精神上的认可,而且,他们（包括汉武帝）确实为此付出了不懈的努力,采取了不少措施,况且,教化人心、移风易俗,原本就是儒家之要务.但是,由于缺乏完善的学校制度,这一使命却在汉代却远未完成.
董仲舒对策,在建议尊儒的同时,也主张兴学,《汉书.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孝廉,皆自仲舒始."同传引其对策云："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然而,终汉之世,真正蔚为大观的只是太学,汉志于其沿革兴废记载甚详,而地方学校,即所谓庠序,却少见记载,则其草草可知矣.然太学虽盛,其教育对象却是文化精英,都是各地选拔的孝廉贤良及王侯贵胄,其教育内容虽主要是儒学,然其教学的目的却主要是为国家行政机构培养官僚人才,而教化乡里、崇仁化俗,却有待于面向大众的地方学校.
然而,庠序却正是汉代学校制度的薄弱环节.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古代学校本讲教化,非重学业,汉人犹有此见解.故武帝兴学之诏以崇乡里之化为言,而公孙弘等之议,亦云建首善自京师始也.夫既讲教化,自宜普及全国,故《汉书.礼乐志》云："显宗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养三老五更于辟雍,威仪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礼乐未备,庠序未设之故也.‘夫如是,则地方之学当重于京师,人伦之教当先于,此自汉人议论推之则然,然汉人之所行,终未与此见解相副也."
正鉴于无法求隆儒化民之任于庠序,近来才有学者另辟他途,在学校之外,寻求其他的儒学传播渠道,如私学和循吏,就颇得文化史家看重.然而,汉代（主要是东汉）兴盛一时的私人讲学,其聚徒不谓不众,循吏儒关的传弘道之心不谓不切,其对儒学传播的确功不可没,但无论私人讲学或循吏的教化活动,都只是个人性、暂时性和区域性的行为,而未获得制度上的保障,因而其效果肯定是十分短暂和有限的.仅凭他们,儒学是无法广播广袤深邃的民间的.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有《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一文,力申汉代循吏的传播儒学之功,其说辩矣,然而,余氏自始至终都未想到,仅靠那几个循吏,能够担当其儒家文化传播的历史重任吗?何况,这些循吏自身的能力与诚意还是值得怀疑的,《汉书》所极力推崇的循吏们,不也有弄虚作假的时候吗?实际上,纵观余文理路,是由于先有了中国"大小传统之间的交流尤其活泼畅通"的先入之见,然后才上下求索保证这种"活泼畅通"的交流渠道,在这一先入之见之下则是更根本的思想情结,即"儒家主流论".
既然缺乏一套稳定可靠并畅通无阻的传播渠道,儒学向民间的普及,就只能是纸上谈兵.
由此,就决定了,儒学虽得到官方的推崇,但它最终却只能是"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功业,仅是他们在内部切磋讲习的学问,或等而下之,流落为一种谋取俸禄的进身之阶.一种思想,也许只有发展成为宗教,才能藉宗教集团的力量播与民间,而对于儒学,由思想到宗教的演变以及儒学的广泛传播,要迟至宋代.儒学宗教化的产物,就是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已发展为一种有着自己的神明偶象（孔圣人）、广为分布的传教机构（书院）、通俗化的经书、传教仪典和戒律以及广大信众的宗教,而已非本来意义上的作为一种哲学流派的思想体系.实际上,儒学发展为宋明理学,正是儒家宋明理学家效法佛教尤其是其禅宗的结果,而其效法禅宗的最初动机正是为了回应禅宗的挑战.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不仅接纳了为儒学所无而为佛学所发明的问题,如心性问题,而且更借用了佛教寺院的宣教手段,建立了面向公众、并以白话讲学的书院讲习制度.儒学发展为理学,已与佛、禅搀杂而面目全非了.
这既是儒学内在发展的必然,也是事势所迫.二汉代儒学不能普及的原因之二是,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除庄子外,都是"公共之学",即都是以天下大事作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