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急求水浒传5000字读书笔记
快
快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 “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 “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 “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 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 “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 “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火烧草料场 选自明代崇祯袁无涯刻本《水浒全传》插图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 “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 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
《水浒传》的艺术特色
《水浒传》作者以其高度的艺术表现力,生动丰富的文学语言,叙述了许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塑造了众多可爱的个性鲜明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继承与发展了中国古代小说与讲史话本的传统特色.故事极富传奇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变化莫测.每一故事的高潮,都紧扣读者的心弦.如“拳打镇关西”、“智取生辰纲”、“宋江杀惜”、“武松打虎”、“血溅鸳鸯楼”、“江州劫法场”、“三打祝家庄”等等,数百年来一直脍炙人口.但《水浒传》并不是单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离奇而迎合群众的,而是紧紧围绕着“官逼民反”这一思想,把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融合在一起.武松、林冲、卢俊义三人都武艺高强,是梁山第一等好汉,三人都受过官府的陷害,被充过军,而武松和林冲、卢俊义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林冲、卢俊义在充军的路上受差人任意摆布,忍气吞声,有时还向差人乞怜哀告.两人又都是受骗被捆在树上低头受死.武松则相反,第一次充军孟州,一路上反而是两个差人服侍他.二次充军恩州,押解他的两个差人被人收买,再加蒋门神的两个徒弟,合谋在半路上害死他,四个带刀的凶手,对付他一个带枷的犯人,反被他轻而易举地给收拾了.他还不解恨,一口气奔回孟州,杀了张都监、张团练和蒋门神等,才算出了一口恶气.林冲、卢俊义不是武艺不精,原因在于,他们一个是北京首富,一个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各有家室,不幸遭受冤枉,只希望服刑期满,重振家声.两人又是懂法度的人,又存有幻想,在公人面前是怀怒未发,忍一口气.而武松,无家室之累,久走江湖,养成强悍的性格,无所顾忌,也就无所畏惧,加上他受欺被诬,不断被人暗算,所以报复心强,手段也狠.林冲、卢俊义和武松,表现截然不同,但他们二人也有些不同,林冲的反抗性还较卢俊义为强.
又如鲁智深、武松、李逵三人,他们都是性情刚直,好打不平,不畏强暴,不避危难；但他们又各有其特点,鲁智深是军官出身,阅历较深,富有正义感,痛恶社会的不平,他虽然性格急躁,行动莽撞,但在斗争中有时又很细心机智.拳打镇关西,没想到三拳把他打死了,他立刻想到要为此吃官司坐牢,自己单身一人无人送饭,于是假装气忿,“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这样便脱身而去了.在大相国寺菜园子里,几个泼皮要算计他,故意跪在粪窖边不起来,引起他的疑心,走到跟前没等泼皮上身,一脚一个把两个为头的踢到粪坑里去了.这些都说明他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武松性情刚强,好打那些不明道理的人,死也不怕.在行动上有时表现得粗鲁蛮横,象是有意的寻衅生事,如快活林对蒋门神；有时是装出假象迷惑与麻痹对手,如十字坡对孙二娘.他为了替兄报仇,考虑得极为周密,从调查情况入手,到杀嫂逼取口供,杀西门庆,自首县衙,一步步按着他的安排都作到了.这又说明他很有心计.而李逵则和两人大不相同,憨直、刚强、粗心、大胆,极忠于梁山事业,反抗性最强,打起仗来,赤膊上阵,勇猛无比.他是个真正的粗人,一味蛮干,不计后果,又有几分天真,好管闲事,又常常惹出事端,在江州因夺鱼和张顺撕打,被张顺骗到水里,淹得他两眼发白；去蓟州搬取公孙胜,路上偷吃酒肉,受到戴宗的惩治；斧劈罗真人,被真人罚到蓟州大牢里受苦；打死殷天锡,连累柴进坐牢,差点送了性命.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十分准确和细致.《水浒传》对这些英雄人物个性特点的描绘,真正作到毫发不失,这就更加强了这些形象的动人力量.武松醉打蒋门神 选自明代万历容与堂刻本《忠义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的语言是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提炼而创造的文学语言.其语言特色是明快、洗炼、准确、生动.无论是作者的描述语言,还是作品人物的语言,许多地方都惟妙惟肖,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写景、状物、叙事、表情,极为灵动传神.《水浒传》叙事,善于白描,简洁明快,没有滞拙的叙事和冗长繁琐的景物描写.偶有写景文字,又极精彩.如武松不听酒家劝告,乘着酒兴单身上山,看了庙门上的告示,才知真的有虎,他稍为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上了岗子.这里作者只用了两句话衬托此时的气氛和心情：“回头看那日色时,渐渐地坠下去了”,武松“踉踉跄跄直奔过乱树林来”,既写出了老虎活动的时间,又写出了老虎出没的环境.两句话就把一种恐怖悲凉的气氛和心情和盘托出,让人感到此时此地不知什么时候会突然跳出一只活老虎来.《水浒传》的叙事,要言不烦,恰到好处,而又绘声绘色,鲜明生动.“武松打虎”是历来传诵的好文章,写得极为传神,写人虎相搏,写老虎一扑、一掀、一剪三般拿人的本事,和声震山岗的吼声,一只活生生的真老虎就跃然纸上.几经搏斗,老虎威风渐减,最后如何被武松按住,如何挣扎,如何被武松打死,写得活灵活现,十分逼真.通过这些描写也就更好地突出了武松的英雄形象.
《水浒传》人物语言的性格化,达到了很高的水平,通过人物的语言不仅表现了人物的性格特点,而且对其出身、地位以及所受文化教养而形成的思想习惯有时也能准确地表现出来,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声口.”如李逵第一次见宋江,就问戴宗：“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责备他粗鲁,他不服,等戴宗向他介绍了情况,他还说：“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他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说,他是个粗人,见人不懂得什么客套和应酬之事,不受礼节的约束,他刚上梁山便大发狂言：“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作大宋皇帝,宋江哥哥便作小宋皇帝……杀去东京,夺了鸟位.”象大宋皇帝、小宋皇帝等话,只有李逵才说得出,是极富个性化的语言.其他如阮小七的心直性急,吴用的足智多谋,宋江的谦虚下人,通过他们的对话,无不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鲁迅曾经指出：“《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