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政治原因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决定因素.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只在本质意义上、最终意义上体现,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可能其他因素更具决定意义.20世纪50年代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正处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点上.当时社会主义生机勃勃、凯歌高奏,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没有从它的种种危机、诸多社会矛盾以及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历史上惨遭各个帝国主义侵略的中国人民对资本主义感到失望和愤恨,不会赞成在中国搞资本主义,而对社会主义具有高度的热情、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突出成就,又极大地增强了广大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既然确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又认定搞资本主义没有前途,加上西方国家封锁禁运,社会主义国家大力援助,中国不能骑墙走第三条道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既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动力,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从现实情况看,新中国的政权基础很不巩固,国际上西方国家虎视眈眈,国内在土地改革后的两极分化已经出现,城乡资本主义势力有日益扩大之势,危及新生共和国政权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把巩固新生政权的任务放在突出的位置,必然对危及政权统治基础的私有制进行限制甚至消灭.因此,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从纯经济的角度考虑,必须从政治的角度思考.苏联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也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是战争的迫切需要.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新生的苏俄政权来说是必要的、合理的,但事实证明它是暂时的、救急的政策.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环境与苏俄相比具有某些相似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们可以把它称为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其次,实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推行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要说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合理的、必然的,则要说明计划经济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计划经济的创始人列宁曾主持制定了《全俄电气化计划》,并于1920年在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是苏联第一个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斯大林把计划经济理论化、系统化,并从1927年开始通过制定国民经济的五年发展规划,把整个国家经济生活纳入到计划经济的轨道.计划经济在苏联创造了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只用两个五年发展计划,其经济实力就跃居世界第二,欧洲第一.国解放初期,由于受国际局势的影响,经济建设环境相对封闭,物资严重匮乏,形成短缺经济时代,国家必须大量投资搞建设.同时,国民经济生活比较简单,推行计划经济,有利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统筹规划,进行大规模的国民经济建设,从理论上来说,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时代是相适应的.事实上,计划经济在国也产生了奇效.50年代国仿效苏联模式推行计划经济,巩固了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壮大了国营经济的基础,这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而推行计划经济必然要求把私营经济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对私营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当时整体经济环境的客观要求.
第三,赶超西方国家的强烈愿望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的主观动因.1840年以后处于全面衰退的中国,又惨遭西方列强的侵略,连年战争,赔款割地,国民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已穷困不堪.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对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渴望更加强烈.“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诗句,就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强烈的愿望.为了迅速地壮大国家的经济实力,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必然要求确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其制度保障就是计划经济,其可行途径就是对私营企业的改造,使其能迅速地为国家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服务.
总之,从巩固政权的客观需要,到国家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中国人民赶超西方国家、建设强大祖国的主观意志,必然要做出对私营经济进行改造的正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