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结合黑格尔的悲剧理论着重从性格与命运的冲突和行动与现实的冲突两方面论证了堂吉诃德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悲剧性,并涉及了其孕悲于喜的悲剧特征.关键词：堂吉诃德 悲剧 骑士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在基督教文学的美好人物当中,唐吉诃德是最完整的一个”[①],其实不仅仅在基督教文学,放眼整个世界文学史,堂吉诃德的人物形象也是非常完整的,这种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堂吉诃德自身的复杂性上.他有着孩子的纯真、哲学家的睿智、诗人的多情,但同时,他也是疯子、行为主义者甚至自恋者的化身,当这些因素聚集在他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在他那个时代,就产生了堂吉诃德似的悲剧.悲剧理论的系统阐释起始于亚里士多德,他曾经为悲剧下定义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中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取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②]黑格尔在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的基础上对悲剧的认识做了进一步阐述,其核心内容是：悲剧不是个人的偶然原因所致,而是两种实体性的伦理观念的必然性冲突,冲突双方作为两种论理观念的体现者,都是合理的,但又都具有片面性,必然由一方损害另一方,于是,体现一种单独的伦理力量的个人就必然被毁灭,只有通过这种必然的毁灭,才能使“伦理实体”得以拯救,“永恒主义”的胜利才能真正取得.黑格尔的论述似乎较亚里士多德更加概括和完善,但由于本文不将精力放在讨论悲剧理论方面,所以对此不再详细展开论述,只是以此为指导来阐明堂吉诃德体现出的悲剧性.按照黑格尔的观点,悲剧的产生必须具有伦理冲突,而堂吉诃德却恰恰处于两对伦理实体的冲突之中,当冲突双方的其中一方遭到损害,导致的结果必然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性.一、性格与命运的冲突堂吉诃德问世之初,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可笑的疯子,他骑着一匹瘦马、拿着一杆生锈的长矛、穿着一身破旧的铠甲,异想天开作为骑士去游历世界,并做了许多令人发笑的蠢事.可是随着时间的慢慢推移,人们渐渐看出了堂吉诃德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就像杨绛先生说的：“我们又看到了堂吉诃德的另一个面貌：他是严肃的道德家,他有很强的理性和想象,他是一个深可敬佩的人.”[③]周作人也曾经说过：“吉诃德代表信仰与理想……任了他的热诚,勇往直前,以就所自信之真理,虽牺牲一切而不惜.”[④]那么,堂吉诃德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恐怕直到现在人们的想法都不能统一,这正是一个不朽形象的基本特征.虽然褒贬不一,但是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在他身上体现出了许多高贵的品格,这里试举几个最显著的特点说明.首先,堂吉诃德是一个执著的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骑士梦三次出游,不畏艰辛,为此,他住过小店、农人的田舍、牧羊人的茅棚甚至强盗的巢穴,即便是被公爵待为贵宾,也丝毫没有因为生活的安逸而影响到他作为骑士行侠仗义的信念.他执著于追求骑士道精神,将风车当作巨人,在树林中救助被打的牧童,甚至和狮子打交道而不畏却……我们在这里且不管他的这种信念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单就信念本身而言,堂吉诃德是非常执著的.此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心中始终装着一个情人杜尔西内亚小姐,虽然这只是他的一个幻想,但却以此为精神支撑完成了艰难的旅行.其次,他是一个乐观的人.他不在意他的马是否瘦弱、矛是否迟钝、铠甲是否陈旧,宁愿把它们看成世界上最好的装备,来辅佐自己的游侠旅程.在游侠过程中,堂吉诃德负伤累累,和人决斗时被砍掉了一只耳朵,追杀羊群时被石子袭击,在公爵府邸被不断地戏弄,经历了这一切对一般人而言,肯定会垂头丧气、怨天尤人,可是堂吉诃德却什么也没说,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投入到下一阶段的旅行中,自始至终体现着对自己所做事情的充满信心的乐观态度.最后,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如果说骑士小说毒害了堂吉诃德,那么其中的骑士道精神给他带来的最为优良的品质便是诚实,正是因为这种坚定的诚实品格才使得他的乡邻们想出扮演骑士和他决斗,以约束他外出游侠的办法；也因为他的诚实,桑丘才相信主人对他的允诺一定会兑现,而坚定地跟着他.这只是堂吉诃德性格中最为宝贵的几方面,当然还有其它,这里就不再细说.可是,不管他的品格怎么高尚,不管他为人多么善良,不管他学问多么高深,当读了骑士小说,便陷入了一种自我营造的极其荒谬的世界当中,很自然地做了许多荒诞不经的事,所以便注定了他最后的失败,也注定了他最终悲剧的命运.然而,更为可悲的是,在他性格中本来十分可贵的精神品质,到了骑士的世界里反而变成了被世人嘲弄的笑料,成为助长荒谬性的一剂猛药.堂吉诃德始终想与命运抗争,可是他却终究逃不脱自己制造的生命轨迹,而一步步向着消亡迈进,当高贵的品质和无法逆转的命运相碰撞时,便产生了足以令任何人毁灭的烈火,堂吉诃德也便葬身于这场熊熊大火之中.二、行动与现实的冲突堂吉诃德生活的时代,西班牙尚未摆脱中世纪封建主义的桎梏,但是封建统治赖以生存的基础已经动摇,王朝由盛转衰,骑士阶级日趋没落.骑士文学的盛行正是基于小乡绅阶级这种沉湎于往昔的繁华而缺乏现实感的精神心理状态,而堂吉诃德的游侠疯魔症正是当是西班牙社会的一种病态心理,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他的行为与现实社会之间才产生了冲突,渐渐地变成了令人无奈的悲剧.周作人在出版于1918年的《欧洲文学史》中写道：“书中（《堂吉诃德》）所记,以平庸实在之背景,演勇壮虚幻之行事.不啻示空想与实生活之抵触,亦即人间向上精进之心,与现实俗世之冲突也.”[①]在堂吉诃德的心目中,骑士道盛世是一种理想社会,那里没有邪恶,没有恃强凌弱,有的只是公道、正义和自由,所以,他要为之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这似乎是他的幻想,他也一直都生活在这种幻想之中,所以与现实发生冲突,当作为伦理实体的现实社会压倒同样作为伦理实体的堂吉诃德时,悲剧便产生了.但在这个悲剧中孕育着崇高,因为当我们撇开堂吉诃德理想社会之实现的可能性,而就其合理性、正义性看问题时,他就成了一个不屈不挠地为理想献身的斗士、一个英雄.在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段论述：“骑士道本是反映封建经济的观念形态,发生在西欧封建制度进入全盛时期的11世纪,随着封建经济的解体和火枪在军事上的运用,它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生活在资本主义业已兴起的时代的堂吉诃德却要恢复这种过时的东西,这就形成了堂吉诃德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既具有戏剧性又具有悲剧性.”[②]黑格尔将悲剧冲突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由单纯物理的或自然的原因（如疾病、车祸、地震、洪涝等自然灾害）所产生的冲突；第二种是自然条件所产生的心灵冲突；第三种冲突就是由心灵（精神）的差异而产生的分裂,黑格尔认为这才是真正本质性的冲突,也是最理想的冲突.而这第三种冲突也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冲突起因于行动发生时的意识与意图和后来对这行动本身的性质的认识之间的矛盾；第二类,比较适合的精神冲突起始于有意识的行动.这种有意识的行动可以由淫欲、暴力、嫉妒、野心等自然性的主体情欲为其出发点；第三类,行动本身并不引起冲突,但是,由于它所由发生的那些跟它对立矛盾的而且是意识到关键和情境,它就变成了一种引起冲突的行动.堂吉诃德的悲剧性即是体现了黑格尔第三种冲突理论的第一类和第三类.堂吉诃德开始游侠的时候只是因为自己看骑士小说着了迷不能自拔,而随性地踏上了游侠的旅程,他并没有考虑当时社会的现实以及自己的行为所引起的后果,只是因为他想这样做,仅此而已.其实这倒也没什么,只不过当时已不再是骑士的世界,他的行为只是与他的幻想契合而脱离了实际,当他最后醒悟时对他的外甥女说了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话：“我从前成天成夜读那些骑士小说,读得神魂颠倒；现在觉得心里豁然开朗,明白清楚了.现在知道那些书上都是胡说八道,只恨悔悟已迟,不及再读些启发心灵的书来补救.……我尽管发过疯,却不愿一疯到死呢.孩子,我要忏悔,还要立遗嘱”[③],这段颇具悔悟的话,说明堂吉诃德临死时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悲剧性,而这却是永远无法补救的了,这是典型的行动发生时的意识与意图和后来对这行动本身的性质的认识之间产生的矛盾,其悲剧意味已然浓烈.其实,堂吉诃德的行动若是放在骑士时代的话,确实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他错就错在,他的原本或许正常的行为跟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冲突,而使得这种行为变成了悲剧的载体.以上主要从两对冲突分析了堂吉诃德的悲剧性,其实,堂吉诃德悲剧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他所体现的悲剧性始终孕育在喜剧之中,他所做的一系列滑稽无比的事情,比如和风车决斗、冲杀羊群、将客店当作城堡等看似荒诞可笑,但笑过后细细品味会使人感到一种悲哀,像一颗槟榔看似很美,嚼在嘴里其实是苦而涩的.正如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上所说的,“堂吉诃德犯了时代错误,企图在现实生活中恢复过了时的骑士精神,因而使他成为一个戏剧性的角色.但是作者在种种场合中反复突出他醉心铲除人间罪恶的这一特点,从而展示出他性格中的高贵品质,即为了追求正义、理想而置自身危险于不顾,愿为社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与单纯的喜剧角色不同,他又是一个带有悲剧因素的人物,一个有着崇高精神境界的‘疯子’.荒唐可笑中透出悲剧性,赢得了人们更深的同情和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