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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光环
范仲淹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大名人.他的《岳阳楼记》光照千古,开辟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精神境界,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大典.而他作为这一精神大典创立者,通身都罩上了辉煌的圣光,作为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的偶像,一直是帝王们倡导的,也是人们所追求的.今天,当我们这个民族面向世界逐步觉醒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他的这一精神大典怀疑甚至颠覆了.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范仲淹的精神是博大而高远的；这种博大而高远主要体现在他在对待个人“忧”和“乐”的关系上.那么,他所忧的和乐的各是什么呢?
“若夫霪雨霏霏……”之时,他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之忧.作为臣子,这种忧,显然是对专制王朝内部明争暗斗、黑白不分所造成的仕途险恶之环境的必然反应.忧的是什么?忧的是官运.“至若春和景明……”之时,他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之乐.这种乐,显然是一种不得已的暂时逃遁,是一时远离官场的结果.
这种一喜一乐的心态,作为沉浮于宦海的人来说,是常有的.范仲淹要“异二者之为”,就把忧和乐上升到“天下”的高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么,他心目中的天下又是什么呢?专制之下的天下,从来是有名有姓的,并不具有公民世界的任何属性.那么,范仲淹此种历史条件下的先天下和后天下之说,不过是王权利益高于一切的诱人表述,“国本主义”是其核心.尽管他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但这是要有条件的：满足帝王的专制统治并且自己作为统治者的一分子时,才对自己统治之下的民众心怀怜悯,这始终没走出君臣统治民众、民众必须受制于君臣的关系.我们不怀疑腾达的士大夫人性中善的一面,即居于高位时可能念及民众,但协调官民关系,稳固帝王权位无疑是第一位的.既然如此,那么这里的“忧其民”就要大打折扣了,不能不是千百年来“官爱民,民拥官”的再版.骨子里还是忠君的,不正是这样吗,受到皇上贬谪时——“处江湖之远”还要“忧其君”,对帝王的效忠多坚决啊.
范仲淹的“忧”之中,充满了君本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忧民”就显得虚脱和勉强,甚至不实际,成为一个华而不实的说辞.站在君本主义和国本主义上谈“忧民”,也确实有些滑稽：这二者之间有和谐和统一的支点吗?
提起范仲淹,有位先生说得好：他为这忧,为那忧,还不如为人而忧.为人而忧,还是先为自己而忧.是的,在君本主义和国本主义眼里,是没有人的.而现代化理念的核心是：人第一!我就是为我,我尊重我,我实现我,我充实我,我发展我.而任何能真正尊重自我的人,首先尊重的是他人的自我发展权.这种以人为本而实现的社会和谐,才是现代化社会.
走不出传统政治思想文化束缚的知识分子,在范仲淹国和民二者的选择上,撩起了他们的忠字意识,他们就把范仲淹的精神境界当成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来追求,范仲淹就成为精神偶像而发光了.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其父范墉,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范仲淹两岁丧父,家境衰落.他不但从小勤奋好学,而且胸怀远大政治抱负,以天下为已任.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中进士.仁宗时曾任秘阁校理,他为人忠直,极言敢谏,曾被贬河中府通判.仁宗明道二年（1033）任右司谏,景佑年间知开封府,上《百官图》,讥刺宰相吕夷简不能选贤任能,被贬饶州.康定元年（1040）,召范仲淹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以防御西夏侵扰,他采取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卓有成效地巩固了西北边防,声望大增,于仁宗庆历三年（1043）回朝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继而向仁宗提出改革政治的十项主张,这就是后人所称的“庆历新政”.
这些新的政治措施遭到保守势力的联合进攻,范仲淹被迫离开朝廷,罢去参知政事,新政失败.此后他又知邓州、杭州、青州等地,最后病死于徐州.卒赠兵部尚书,谥文正.范仲淹在学术上以易学著名,其文学亦为后世景仰,在文风卑弱的宋初,范仲淹反对西昆派,反对骈体文,主作用质朴的、有实际社会内容的作品来矫正文弊.
他一生论著很多,诗、词、散文都很出色,有不少爱国忧民、反映社会现实的好作品,艺术上也颇见工力,颇具特色.名篇有散文《岳阳楼记》、词《渔家傲》、诗《江上渔者》等.集有《范文正公集》,其生平详见《宋史》卷三一四.他上继李、杜、韩、柳,下启欧阳修、曾巩、三苏、王安石等,与穆修、柳开一起,为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