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革命前：在1860年左右开始兴起洋务运动,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新建立了多洋务企业,
同时分为自立,自强两个阶段,分别发展民用和军事工业.同一时期,资本主义工商业也在
悄然兴起,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此时的
中国近代工业薄弱,如比较有名的江南制造局从1865年成立到甲午战争一共才生产枪5万枝,300尊炮.相比于洋务企业,民营公司状况更差.当时民营公司不过几百家而已,且多为官僚和买办所有,如1890 年至1910 年,中国共约建立棉纺织厂共计26家,对这些厂家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的情况如下:官员创办的共13 家,退休官员或绅士创办的共7 人,由买办创办的共6 家,如徐润、唐廷枢等,他们的力量有限.并且是依附于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许多对革命有抵制态度.虽然也得到民族资本家、华侨资本家的支持,但力量有限.
甲午战争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三项新的进展.一是对旧有的电报线路进行扩展、整顿.在地方线路的基础上扩展了支线,扩展总长度达四、五千里,加强了省间和地区间的联系；新架设了北京至恰克图、北京至汉口两大陆路干线；收回了英国大东公司和荷兰大北公司私设的上海经烟台至大沽（正线）、烟台至大沽（副线）的两条海线.二是新设了无线电报.1905年清政府创设无线电报,由官专办,限于军队和官方专用.三是统一电政管理.1908年,清政府拨款396万元,将所有商办电线和电报局股票买回,收归部办,从而除东北以外基本结束了中国电报由地方分官商两途建设和管理的局面,到1910年清政府实行了由邮传部对全国电政的统一管理.
第三、表现为军用企业的民用化倾向.随着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一些军用企业迫于形势,或为追求利润,开始部分地转向民用品的生产,逐渐走向市场.如四川机器局,在1903年后,除了生产军火外,开始铸造银元和铜元；1904年又添置发电机发送民用电,在成都街头安装照明电灯.特别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转产的幅度和影响更大.1905年,该局所属的江南船坞从总独立出来,“仿照商坞办法,扫除官场习气,妥筹改良”.此后,它的经营效益出现了重大的转机,产量迅速上升,1905~1911年间共造船舰136艘,相当于其自1865成立到独立之前40年间总产量的9倍.在产品质量上也有很大提高,1911年为轮船招商局所造的“江华”轮的质量超过了同期英商祥生船厂所造的“江新”轮和“江顺”轮,被誉为长江各轮之冠.船坞的营业额和利润也因此而大增,1905年4月至1907年4月,营业额为169万余元,盈利13万元；1911年1月至10月,盈利更高达26万余元,使生产进入了良性循环的状态. [⑥]
第四、表现为官办企业的商办（民营）化倾向.甲午战争以后,面对外国商品和外资企业的激烈竞争,加之清政府财政拮据和企业自身的经营不善,许多官办和官督商办企业的经营每况愈下,难以为继,逐步经由承租而转变为完全商办的企业.在重工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合并改组为商办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该二矿自开办到1896年5月已耗费官款近568万余两,生产却不见起色.甲午战后,官款难以为继,遂将厂矿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招股100万两接办,1898年又招股100万两.在官督商办的1896~1908年期间,厂矿的经营状况虽说仍有种种弊病,负债累累,但是在生产和企业发展上取得了两项重要成就：一是适当地改造了生产技术,到1907年生铁的年产量比1894年投产之初提高了11倍多,达到6·2万余吨,并年产钢8538吨；二是投资500多万两开采江西萍乡煤矿,到1908年时日产煤量达1300吨,炼焦600吨,满足了炼铁厂的燃料供应.1908年,从企图改善经营亏损状况出发,又将三个厂矿合并扩充,改组为商办,名之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改为商办后,企业虽仍未摆脱亏损状况,但到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到1911年时,年产钢达7万吨、铁砂50万吨、煤60万吨,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2革命后：
由于中华民国成立,加上政府不反对甚至支持发展实业,以及实业救国思想的传播,而此时又处于一战时期,
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民国初年有了很大发展,到达了一个顶峰.
但由于战乱不断,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并没有得到巨大发展,很快夭折了.因此革命后的
经济反而差了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