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人说过,18世纪是伏尔泰的世纪.的确,在波澜壮阔的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著名思想家弗朗斯瓦•马利•伏尔泰（FrancoisMarieVoltaire,1694—1778）站在这一精神运动的前列,导引着运动的前进方向,被称之为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
在亚洲诸国中,伏尔泰对中国最为关注.在他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浓重的“中国情结”.他对以儒学为本体的中国古代文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把中国视为世界上最明智和最开化的文明民族,认为中国文明有着悠久深远的历史渊源,在伏尔泰看来,中国文明的本质性规定乃是一种伦理型文明.在中国,“伦理学是首要的科学”.孔子创立的儒学并非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伦理的格言.孔子“不创新说,不立新礼；他不做受神启者,也不做先知.他是传授古代法律的贤明官员.我们有时不恰当地[把他的学说]称为‘儒教’,其实他并没有宗教,他的宗教就是所有皇帝和大臣的宗教,就是先贤的宗教.孔子只是以道德谆谆告诫人,而不宣讲什么奥义”.
伏尔泰被耶稣会士笔下的孔子形象所深深吸引,与金尼阁神父、杜哈德神父等人一样,对孔子极尽赞美之忱,认为“他只是作为贤者之言,因此中国人只把他视为圣人”.伏尔泰在《哲学辞典》中叙述道,他在孔夫子石像下写下了如下的四行字,以表达他对这位圣贤的尊敬心情.“他是唯一有益理智的表现者,从未使世界迷惑,而是照亮了方向,他仅以圣贤而从未以先知的口吻讲话,但大家认为他是圣贤,甚至在全国也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