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皖起义影响是巨大的,原因是它一方面刺杀的是清廷封疆大吏,位及巡抚的恩铭.一方面是它发动的地点在安庆,绍兴,这些地区都是清王朝的重地.这场起义的伟大意义主要有：（1）沉重的打击了清朝统治,使之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恐慌引见人员有如徐锡麟‘故事’；下谕‘暂停引见,改由内阁钦派王公大臣验收’.”“陆军虑,谁不自危.”两江总督端方还电告铁良：“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日”.（2）加速了立宪的进程.立宪党人认为“皖案”是专制主义的产物；“与其学无附和革命之人,而至惶惶不可安枕,毋宁实行立宪,使一二具有能力之人怡然自静,则不但暗杀之事不再见,虽欲使之为乱而不可得也.”奕劻也乘机入奏“欲弭革命,舍实行立宪,另无良策.”清廷遂于1907年下“预备立宪”的上谕,立宪党人在国内兴起一股立宪的浪潮.（3）激励革命党人的斗志,探索起义的新途径.陶成章闻徐锡麟牺牲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三日不爽,初萌灰念,继而忽击案曰：大丈夫岂可如此耶,意欲代友复仇.”[12]熊成基得悉徐锡麟被杀害后,“悲愤殊甚,誓为复仇”.浙皖起义失败后,正如章大炎指出的：“光复会比同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局,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而浙皖起义实际上是开创一种革命的新模式.徐锡麟打入官场,谋图掌握“清末新政”中建立起来的巡警和新军,预见到新军可能是清廷的“掘墓人”；这在当时是具有前瞻性的.安庆起义是利用巡警学堂的学生军发动的,虽然失败,但却是意义深远.它开始摆脱从前单纯依靠会党起义的旧模式,把目光开始转向新军,后来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转变,辛亥革命才得以成功.如肖时杭州新军的吕公望等人,在杭州积极在新军中发展力量,欲习徐锡麟之故事,以图再举.果然三年以后,武昌首义成功,徐锡麟的英勇举义“为光复史中构造一最重大之纪念.” 这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意义深远,总结这次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很有必要的.其失败原因主要有：（1）单纯地依靠会党力量.会党虽然勇于反抗,但却散漫不羁,难以约束,不能倚之为克敌制的主力.孙中山就曾喟然叹息道：“彼众皆知识薄弱,团体散漫,凭借全无,只能望之为响应,而不能用为原动力也”[13]浙皖起义本来是计划浙江会党为主国和的,起初起义日期定于六月中旬.但只到四月中旬,嵊县乌带首领裘文高就不得命令,招台州义勇在嵊县西乡举义,后为官兵所迫,退入东乡境内.七月六日的起义约期下达后,金华、武义等地的会党纷纷行动起来,风声外传,未及起义即为各地的官府破坏,起义的计划泄密,大通学堂危在旦夕；而没有浙江方面的支持,安庆起义就显得孤掌难鸣,孤立无援了.（2）浙皖起义缺乏配合,缺乏协调.徐锡麟过于相信个人的力量,看重个人的活动,而忽视了组织的作用.正如陶成立章所说的：“盖浙人素多个人性质,少团体性质；其行事也,喜独不喜群,既不问人,亦愿人之不彼问.”[14]在1907年的安庆,实则有很多可以联合的力量.如同盟会活动的安徽公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岳王会；岳王会的主要领导人柏文蔚、林述庆、常恒芳在新军里有相当的力量.但徐锡麟虽然在起义前和当地的新军有一些往来,但并没有同岳王会建立正式的联系.常恒芳事回忆中说到：“有一个星期天,警察学校举行毕业典礼.我当时刚走到街上,就听说警察学校放了炸弹,抚台受了伤.”[15]由此可以看出徐锡麟的起义计划岳王会事先是没有预闻的.甚至连当时活动于安徽的光复会另一首领陶成章“以锡麟求进过速,疑为功名心重,宗旨不定”[16]而不敢与之主动配合.这种企图高一呼,就有八方支援的起义是很难成功的.（3）也与偶然因素有关.浙皖起义的风云突变同当时两江总督端方破获南京新军暴动,抓获会党人物叶仰高有关.叶最后供出光复会已经有叫光汉子（即徐锡麟的化名）的已入安徽官场的消息,端方遂电告恩铭查捕.这种意外情况让徐锡麟猝不及防,继续在安庆官场潜伏下去、而保不被发现的可能性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另外徐锡麟原拟定把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定于7月8日举行,但这一天恩铭却要参加其幕友张次山的母亲八旬寿诞,他要徐锡麟将巡警学堂毕业典礼提前在7月6日号举行,而巡警学堂内部的满人顾松更是从中作梗.这一起义时间的变更是打乱了徐锡麟原来的部署,使其失去回旋余地,使起义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地步.这些偶然因素的变化使得本来有把握、有准备的起义变成一次冒险的、侥幸的起义,它失败的结局也就更成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