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现代中国面对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外交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那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外交将经历何种机遇,同时又会面临怎么样的挑战呢?
　　随着中国不断的崛起,经济飞速发展以及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就给我国的外交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遇.但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不断强大,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周边地区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反华势力依然比较猖獗以及民族分裂势力等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构成威胁,也对展开外交工作带来一定的不便.面对挑战,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化不利为有利,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百年罕见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样也影响到我能源外交形势的变化.在金融危机的新形势下,我国能源外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已被国人所深刻认识,当前则应重点认识它所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积极探索其发展的新方向.
　　机遇明显增多
　　从政治层面看,我国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展现于世界,拓宽了我国能源外交的发展空间.近年来,我国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特别是在金融危机时期,无论在国际合作领域,还是在多边或双边会谈期间,我国都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对消除世界金融危机及时提出合理建议,并以实际行动做出举足轻重的贡献.
　　尽管我国所言所行都保持相对低调,但无论是国家的高层领导出访,还是组团到欧美各国采购,以及与亚非拉美国家的友好交往,都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甚至不少国家对我抱以“救世主”的角色翘首以待.
　　我国声望的提高为我能源外交的拓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外交支持.去年以来,我国与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委内瑞拉、巴西、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国能源合作的顺利推进,都是很好的佐证.
　　从经济层面看,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和外汇储备的长期积累,我能源外交具有较为充足的资金支撑.金融危机对世界的经济发展造成了重创,不少国家经济形势萧条、低迷.而我国由于长期的经济稳步发展和近期“拉动内需、促进发展”政策的到位,金融形势依然乐观.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两万多亿美元,雄居世界第一.我国还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这在当前世界不少国家处于经济困难、采购能源产品囊中羞涩之际, 我国经济实力的优势成为我能源外交的有力资本.
　　从安全层面看,我国对能源运输与储备采取了积极措施,增加了能源外交的保障条件.一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军事力量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打击海盗任务,有效地为我国的货轮保驾护航.
　　二是近年来我国审时度势地增加了战略石油储备,在建设镇海、舟山、大连、黄岛四大储油基地的同时,开始建设国家、地方、企业和中小型公司四级相结合的原油储备体系.我国中长期储备目标为5.119亿桶,逐步实现我国原油战略储备达到90天的消耗量,这为我能源外交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从国际因素看,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深刻,难以在短期消失,我能源外交的优势明显.温家宝总理在最近召开的中国第十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上指出,“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现在还难言见底.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扩散和蔓延.而我国政治、经济、外交优势将继续显现,我能源外交处在一个能攻能守、可纵横捭阖的空间.
　　挑战接踵而来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传统能源价格大起大落,增加了我能源外交的复杂性.去年7月,国际油价一度暴涨至每桶147.27美元,但半年之后又暴跌至33美元,成为近4年来的最低点,近几月又一路攀升到80美元.这种油价的大起大落现象虽不可能每年都出现,但“油价随着经济形势而波动,随着市场供需关系而调节”却是铁的规律.
　　国际能源机构今年年初分析,“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石油公司纷纷减少投资,导致原油开采量和储藏量下降,但危机过后经济反弹必然会刺激油价高涨,预测4年后或许会爆发新一轮能源危机”.能源价格的波动性,决定了能源外交的复杂性和运作的艰巨性,稍有疏忽,就会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失.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气候变化为由,向我施加新的压力,对我能源外交构成新的障碍.过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曾抛出“中国能源威胁论”,以图干扰我能源外交的推进,阻止我经济的需求和发展.
　　近年来,它们又对我打出“气候变化问题”的一张新牌,在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项目中,时而听到美国抨击我国的声音,把空气污染和地球变暖的罪过强加上我国头上,企图达到异曲同工的目的.近期,南亚国家与我在领土、领海权益问题上表现出强硬姿态,其背后都可看到有美国的影子.这为我能源外交的未来发展增加新的难度.
　　我国在世界新能源的搏弈中,尚没有绝对优势,新能源外交任务艰巨.一是我国新能源的研发起步较晚,许多核心技术掌控在外国人手里.我国目前还没有完善的电力储存技术,风电的电网接入技术、太阳能光伏发电过程中的间歇性等成为新能源发展的瓶颈.
　　二是我国已经开发研制的一些项目,成本高,广泛利用需要政府给予大量财政补贴,短期内风电和核电等仍难成为商业化的主体替代能源.而美国开发新能源势头十分迅猛,奥巴马执政后把发展新能源作为重大战略,提出2012年全国发电量的10%来自新能源,2025年增至25%,以图抢占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我国作为能源消耗大国,如果不紧跟新能源发展的大趋势,就有可能在世界新能源革命中“踏空”或“落伍”,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方向如何选择
　　我国能源外交正处在使用传统能源和开发新型能源“两种形态能源的交织期”.由于传统能源的日益减少、且面临节能减排问题的紧迫性,凸显出新型能源的可持续性、超强动力性和良好环保性的优势.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不断发展,未来世界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变将是科学的选择,是大势所趋,也势必会影响到未来世界能源格局的新变化.这是我能源外交面临的新特点,也是我能源外交未来着力发展的新方向.
　　第一、着眼于世界能源发展的新形势,树立“大能源”的理念.以往我们能源一般是指传统能源,又多指油气资源.但随着世界“绿色能源”革命的迅猛兴起,传统的能源观念已远远不够.
　　由此,“大能源”的概念应运而生,它包括传统能源,也包括新能源.这充分体现了我能源外交既服务于能源安全战略、又服务于我能源发展战略的宗旨.我们只有在思想上树立“大能源”的理念,才能在现实和未来的能源外交博弈中,将传统能源和新能源统筹兼顾,争得战略主动.
　　第二、着眼于我能源安全战略的需要,立足现实,仍要注重传统能源外交博弈.尽管研发、使用新能源是大势所趋,但由于我国正处在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关键时期,传统能源资源有限,在可预见的数年内,传统能源仍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在传统能源外交方面,必须坚持国家、地方政府和国营与民营企业相结合的外交攻势,规划好在能源上游产业投资时间节点的早与晚,把握好进口油气价格的高与低,掌控好进口油气数量的多与少,力争做到 “适时、适价、适量”,通过各种灵活有效的外交方式,以较小的成本使国家能源利益最大化.
　　第三、着眼于我能源发展战略的需要,筹划未来,将新能源外交做早做实做活.由于我国传统能源资源的相对不足,经济发展对其需求量很大,这一特点迫使我们必须顺应世界新能源发展的大势,将开发使用新能源作为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之策.
　　对世界新能源变化格局和发展趋势,进行密切跟踪和研判；加强国际间的新能源合作,不失时机地吸收和引进国外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特别是对应用范围广、见效快、成本低廉的项目作为外交合作的重点,以增强我新能源的竞争力；同时要把新能源外交和节能减排相结合,重视与发达国家国会的能源对话,并充分利用国际有关条约和国际论坛,阐述我新能源的立场、态度和政策,争取我在国际能源领域的话语权,抨击国外“遏华势力”在气候变化方面对我的压力,以我有效的外交搏弈,展现中国的良好形象,在维护我能源经济利益的同时,谋求国家的政治利益.
　　国际格局转换：中国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网讯2009年11月2日,由外交部青年读书会、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全国青年国际问题研讨会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顺利举行.与会青年学者分别来自外交部、团中央国际联络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会议分为两大块,上午是集中讨论阶段,与会人员就国际格局中的传统大国力量与新兴大国力量做了主题陈述.下午为小组讨论阶段,三个小组分别就金融危机、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非传统安全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推举出三名代表做最终总结发言.会议结束之时,外交部副部长李金章代表王光亚书记亲临会场并发表重要讲话,对青年一代提出了殷切希望.国研所所长马振岗宣布此次研讨会圆满结束.
　　从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国际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美国和西欧为代表的传统大国在此次危机中损失惨重,西方发展模式也广受诟病.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则迅速崛起.西方国家为了收拾金融危机残局,不得不邀请新兴国家参与到国际事务的治理中去,这在客观上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预示着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时代的结束.此次青年国际问题研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会议的主题紧紧围绕传统大国的衰弱与新兴大国的崛起,大家就在这一格局转换中就中国的机遇和挑战各抒己见.
　　在上午进行的“国际格局转换中的传统大国力量”的讨论中,国研所欧盟研究部主任崔洪建做了题为《欧盟：中国的机遇与挑战》的精彩发言.他认为,格局转化是指全球的财富和权利结构发生了变化,新兴大国的崛起主要是指财富的增长.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生产要素实现了全球流动、全球配置,在这种情况下,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就有了比较优势,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这种格局转换中,欧盟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因此,欧盟的最大目标是保持并提升权力,为此,欧盟做了两方面的努力,一是加速内部整合,通过了带宪法性质的《里斯本条约》；二是不断在外部提升其影响力,欧盟参与到了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后重建中去,并企图充当东西方两种发展模式之间的调和者.
　　崔研究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做好充分的应对措施,中国首先要转变观念,做好从边缘走向中央的准备；其次,中国要有清晰的世界构想,并在外交中实现利益与价值的合一,如果只谈利益不谈价值就无法实现其影响力,在谈价值观时既要坚持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又要吸收别人的合理因素；最后,中国还要注意实现民族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的统一,切不可走自己的路而不让别人走路.
　　在“国际格局转化中的新兴大国力量”的讨论中,国研所国际战略研究部副主任王友明从大历史观角度进行分析,他说20世纪分为了三个阶段,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大发展和冷战后阶段,而21世纪的头十年则可以看作是新兴力量崛起的时代.新兴力量主要集中在亚非拉地区,目前已建立了多种对话机制,最主要的是中俄印三国对话机制、8+5对话机制和金砖四国峰会.但目前新兴力量的对话机制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首先是代表性的问题,这几个对话机制仅代表了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其他国家的不满；其次新兴力量之间存在着矛盾,如中印的边界问题就没有解决最后,新兴力量同发达国家间也存在矛盾,美欧间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合作,同时加大了对新兴力量的分化打击.王友明博士指出,当前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还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间,因此,新兴力量的真正崛起尚需时日.鉴于此,中国既不能过于挑头也不应置身其外,而是应适度充当新兴大国间的协调人作用,并加强同这些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