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我的母亲 丰子恺
文章引用陶渊明的诗句（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用来说明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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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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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载一九四三年四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我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载一九四三年四月《半月文萃》第一卷第九、十期合刊
中国文化馆要我写一篇《我的母亲》,并寄我母亲的照片一张.照片我有一张四寸的肖像.一向挂在我的书桌的对面.已有放大的挂在堂上,这一张小的不妨送人.但是《我的母亲》一文从何处说起呢?看看我母亲的肖像,想起了母亲的坐姿.母亲生前没有摄影取坐像的照片,但这姿态清楚地摄入在我脑海中的底片上,不过没有晒出.现在就用笔墨代替显形液和定影液,把我的母亲的坐像晒出来吧：
我的母亲坐在我家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
老屋的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是母亲的老位子.从我小时候直到她逝世前数月,母亲空下来总是坐在这把椅子上,这是很不舒服的一个座位：我家的老屋是一所三开间的楼厅,右边是我的堂兄家,左边一间是我的堂叔家,中央是没有板壁隔开,只拿在左右的两排八仙椅子当作三份人家的界限.所以母亲坐的椅子,背后凌空.若是沙发椅子,三面有柔软的厚壁,凌空无妨碍.但我家的八仙椅子是木造的,坐板和靠背成九十度角,靠背只是疏疏的几根木条,其高只及人的肩膀.母亲坐着没处搁头,很不安稳.母亲又防椅子的脚摆在泥土上要霉烂,用二三寸高的木座子村在椅子脚下,因此这只八仙椅子特别高,母亲坐上去两脚须得挂空,很不便利.所谓西北角,就是左边最里面的一只椅子,这椅子的里面就是通过退堂的门.退堂里就是灶间.母亲坐在椅子上向里面顾,可以看见灶头.风从里面吹出的时候,烟灰和油气都吹在母亲身上,很不卫生.堂前隔着三四尺阔的一条天井便是墙门.墙外面便是我们的染坊店.母亲坐在椅子里向外面望,可以看见杂沓往来的顾客,听到沸翻盈天的市井声,很不清静.但我的母亲一身坐在我家老屋西北角里的这样不安稳,不便利,不卫生,不清静的一只八仙椅子上,眼睛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母亲为什么老是坐在这样不舒服的椅子里呢?因为这位子在我家中最为冲要.母亲坐在这位子里可以顾到灶上,又可以顾到店里.母亲为要兼顾内外,便顾不到座位的安稳不安稳,便利不便利,卫生不卫生,和清静不清静了.
我四岁时,父亲中了举人,同年祖母逝世,父亲丁艰在家,郁郁不乐,以诗酒自娱,不管家事,丁艰终而科举废,父亲就从此隐遁.这期间家事店事,内外都归母亲一个兼理.我从书堂出来,照例走向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的母亲的身边,向她讨点东西吃.母亲口角上表出亲爱的笑容,伸手除下挂在椅子头顶的“饿杀猫篮”,拿起饼饵给我吃；同时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给我几句勉励.
我九岁的时候,父亲遗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六人,薄田数亩和染坊店一间而逝世.我家内外一切责任全部归母亲负担.此后她坐在那椅子上的时间愈加多了.工人们常来坐在里面的凳子上,同母亲谈家事；店伙们常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同母亲谈店事；父亲的朋友和亲戚邻人常来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同母亲交涉或应酬.我从学堂里放假回家,又照例走向西北角椅子边,同母亲讨个铜板.有时这四班人同时来到,使得母亲招架不住,于是她用眼睛的严肃的光辉来命令,警戒,或交涉；同时又用了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来劝勉,抚爱,或应酬.当时的我看惯了这种光景,以为母亲是天生成坐在这只椅子上的,而且天生成有四班人向她缠绕不清的.
我十七岁离开母亲,到远方求学.临行的时候,母亲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诫我待人接物求学立身的大道；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关照我起居饮食一切的细事.她给我准备学费,她给我置备行李,她给我制一罐猪油炒米粉,放在我的网篮里；她给我做一个小线板,上面插两只引线放在我的箱子里,然后送我出门.放假归来的时候,我一进店门,就望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她欢迎我归家,口角上表了慈爱的笑容,她探问我的学业,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晚上她亲自上灶,烧些我所爱吃的菜蔬给我吃,灯下她详询我的学校生活,加以勉励,教训,或责备.
我廿二岁毕业后,赴远方服务,不克依居母亲膝下,唯假期归省.每次归家,依然看见母亲坐在西北角里的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现出慈爱的笑容.她像贤主一般招待我,又像良师一般教训我.
我三十岁时,弃职归家,读书著述奉母,母亲还是每天坐在西北角里的八仙椅子上,眼睛里发出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只是她的头发已由灰白渐渐转成银白了.
我三十三岁时,母亲逝世.我家老屋西角里的八仙椅子上,从此不再有我母亲坐着了.然而每逢看见这只椅子的时候,脑际一定浮出母亲的坐像——眼睛里发了严肃的光辉,口角上表出慈爱的笑容.她是我的母亲,同时又是我的父亲.她以一身任严父兼慈母之职而训诲我抚养我,我从呱呱坠地的时候直到三十三岁,不,直到现在.陶渊明诗云：“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我也犯这个毛病；我曾经全部接受了母亲的慈爱,但不会全部接受她的训诲.所以现在我每次想象中瞻望母亲的坐像,对于她口角上的慈爱的笑容觉得十分感谢,对于她眼睛里的严肃的光辉,觉得十分恐惧.这光辉每次给我以深刻的警惕和有力的勉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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