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宁宗时的开禧北伐失败以后,宋室再次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和议,宋、金之间再次处于相对稳定的对峙状态.到了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蒙古灭金以后,南宋又面临着更加强大的蒙古汗国的威胁,直至灭亡.在这段时期里,史弥远、贾似道相继擅权,朝政黑暗,国势孱弱.诗坛上激昂悲壮的歌声逐渐减弱,而吟风弄月、投谒应酬之作则日益流行,宋诗进入了尾声阶段.然而要求抗敌御侮的主题一直不绝如缕,到了宋末还一度成为诗坛主流,使宋诗放射出最后一束光辉.
先后与宋王朝对峙的辽、金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它们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了比较先进的汉文化的影响,逐渐走上了封建化的轨道.辽、金的社会文化形态呈现出契丹、女真民族的原有文化与汉文化相融合的特色,而游牧民族特有的豪放、刚健的民族性格则对辽、金诗歌有着深刻的影响.辽诗所存作品不多,以契丹诗人的创作为主.金诗则作者众多,作品繁盛,在诗学理论上也相当成熟,形成了一代诗风.尤其重要的是金代出现了元好问这位杰出的诗人,其成就足以与宋代的一流诗人并驾齐驱.
永嘉四灵的诗风 四灵的渊源和影响 江湖诗派的形成 江湖诗派的作品刘克庄与戴复古
大约在宋光宗绍熙年间（1190～1194）,也就是陆游、杨万里等人进入创作晚期的时候,“永嘉四灵”开始出现在诗坛上.
“永嘉四灵”是指永嘉地区的四位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和翁卷.这四人都出于叶适之门,各人的字中都带有一个“灵”字,所以叶适把他们合称为 “四灵”,曾编选《四灵诗选》,为之揄扬.“四灵”或为布衣,或任微职,都是命运落拓的贫寒之士.他们的生活面狭小,诗歌内容也比较单薄,只有少数诗写到民生疾苦或时事,多数作品的内容是题咏景物,唱酬赠答.正如他们的诗集名称所显示的,他们的创作局限于书斋之中.宋末方回批评“四灵”说：“所用料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瀛奎律髓》卷一○）这话确实击中了“四灵”的要害.“四灵”的诗诗都是薄薄的一册,每人存诗只有一二百首,他们是一群格局较小的诗人.
“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赵师秀曾选贾、姚之诗,合编为《二妙集》.他还称赞徐照说：“君诗如贾岛,劲笔斡天巧.”（《哀山民》）而时人赵汝回则认为“四灵”之诗“冶择淬炼,字字玉响,杂之姚、贾中,人不能辨也.” （《庐诗序》）与贾、姚一样,“四灵”的作品以五律为主要诗体.今存的“四灵”诗集中,五律皆占一半以上,其中较好的作品如徐照的《山中》和赵师秀的《龟峰寺》：
世事已无营,翛然物外形.野蔬僧饭洁,山葛道衣轻.扫叶烧茶鼎,标题记药瓶.敲门旧宾客,稚子会相迎.
石路入青莲,来游出偶然.峰高秋月射,岩裂野烟穿.萤冷粘棕上,僧闲坐井边.虚堂留一宿,宛似雁山眠.
内容是描写清邃幽静的景色和枯寂淡泊的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接近贾岛、姚合的诗风.但由于过分注重炼字琢句,“四灵”的多数五律虽有较精警的句子,而全篇意境却不够完整.倒是他们的七绝间有意境浑融之作,例如翁卷的《乡村四月》：“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赵师秀的《约客》：“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生活气息较浓,又摆脱了雕琢之习,清丽可诵.
“四灵”出现的时候,江西诗派的影响已渐趋衰微.当时陆游、杨万里等人以各具特色的新风格超越了江西诗风.“四灵”在主观上也想打破江西派的藩篱,他们选择被黄、陈悬为厉禁的晚唐诗人贾岛、姚合为典范,并在写作中尽量少用典故成语,都含有与江西派背道而驰的意图.叶适认为“四灵”诗风是对唐诗的复归,其实“四灵”与宋初的“九僧”在诗学宗尚、诗体选择乃至艺术风格上都是遥相呼应的.由于“四灵”在当时获得了远远超过其实际成就的名声.那些不满江西诗风又无力像陆游、杨万里一样自辟新路的诗人对“四灵”趋之若鹜,竟出现了“旧止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刘克庄《题蔡炷主簿诗卷》）的局面,并以稍后的江湖派诗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南宋后期,一些没能入仕的游士流转江湖,以献诗卖文维持生计,成为江湖谒客.当时杭州有一个名叫陈起的书商,喜欢结交文人墨客,其中有低级官员、隐逸之士,也有许多江湖谒客.从宋理宗庆元年（1125）开始,陈起为上述诗人刻印诗集,总称为《江湖集》.以江湖谒客为主的这些诗人就被称为江湖诗派.由于被收入《江湖集》的诗人身份各异,又没有公认的诗学宗主,所以江湖诗派是一个十分松散的作家群体,他们只是具有大致相似的创作倾向而已.
在陈起始刻《江湖集》的前一年,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权相史弥远擅行废立,次年又逼死了已被废黜的济王赵竑.史弥远为了钳制舆论,便从新刊的《江湖集》中找出“东风谬赏花权柄,却忌孤高不主张”和“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风杨柳相公桥”等诗句,诬为讥刺朝政,对作诗者进行迫害,《江湖集》被劈板禁毁,且诏禁士大夫作诗.“江湖诗祸”的发生一方面影响了江湖诗人的创作,使他们畏祸而较少咏及时事；另一方面却也使得江湖诗派名扬一时,反而提高了他们在诗坛上的声誉.
江湖诗派成员众多,人品流杂,其中大多数人对于国事政治不甚关心,但也不甘于清贫寂寞的隐逸生活.他们热衷于交游、结社、互相标榜.有不少人甚至以诗歌作为干谒权贵、谋取钱财的工具.他们的前辈姜夔虽然结交高官,但尚能清介自守.而此时的江湖诗人则不再坚持那种操守和志趣,他们追求的是社会的承认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实际利益,他们写了许多用于献谒、应酬的诗,内容大多是歌功颂德或叹穷嗟卑,空洞无聊.此外,献谒、应酬之作往往是即席而成,率意出手,有时甚至逞才求博,以多相夸,结果辞意俱落俗套,在艺术上相当粗糙.
当然,江湖诗派的情况十分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江湖诗人生活在社会下层,接触的生活面很广,诗歌的题材来源比较丰富.农民以及城市贫民的悲惨处境不时出现在江湖诗人笔下,例如许棐的《泥孩儿》把“双罩红纱厨,娇立瓶花底” 的泥孩儿与“呱呱瘦于鬼,弃卧桥巷间”的贫儿作比,从而发出“人贱不如泥” 的慨叹,相当感人.
江湖诗人最擅长的题材是写景抒情,他们在这方面受到“四灵”的影响,即字句精丽,长于白描.但境界较为开阔,又稍胜于“四灵”.例如陈允平的《青龙渡头》和叶绍翁的《游园不值》：
天阔雁飞飞,松江鲈正肥.柳风欺客帽,松露湿僧衣.塔影随潮没,钟声隔岸微.不堪回首处,何日可东归?
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