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师北
2005-7-26
有人把闻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赠给有关部门.中新社消息说,这枚玉石印章的边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个字：「忝与毓棠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战以还,居恒相约：非抗战结束,不出国门一步.顷者强虏屈膝,胜利来临也.而毓棠亦适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挟胜利以远游异域.信乎!必国家有光荣而后个人乃有光荣也.承命作印,因附数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为惜别之纪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仓坡寓庐.」消息称这是一封抗战「家书」.
这是闻一多为孙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孙是历史学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赴日留学.抗战爆发后,两人同在西南联大执教,是亦师亦友的「忘年交」.抗战胜利后,闻推荐他到牛津大学做客座教授.这段边款文字,其实就是一段临别赠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书」,固然未尝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边款记录时事友情抒发胸中感慨,则是篆刻艺术的主要特徵之一,现在青年人对此大多不甚了了.闻先生治印边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给华罗庚一方图章,边款写著：「甲申岁晏,为罗庚兄治印兼为之铭曰：顽右一方,一多所凿,奉贻教授,领薪立约,不算寒伧,也不阔绰,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战前,不值两角.」也是夹叙夹议,感慨良多.华罗庚后来在《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中说：「在几十年迁徙辗转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当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难之交的革命情谊成为鞭策自己不断进步的动力.」
闻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当是时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中国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灾难之中.闻一多虽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却无法养活家人,不得不挂牌治印补贴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犹复不敷.经友人怂,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从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谱,可见其治印之勤,更可见其家庭经济状况之窘迫.他的印章艺术价值很高.浦江清特别撰写过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称他是「黄济叔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季镇淮《闻一多年谱》记载说,浦江清教授曾经专门解释过这两句话,说：「黄济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为人长髯飘洒,喻闻先生之风度；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兼长篆刻,以之拟闻先生最为恰合.」这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由梅贻琦、冯友兰、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联合签名,名噪一时.
闻一多治印是为了补贴家用,但是他治印从来没有影响自己的教学.他在清华,研究学问就很认真.赵俪生《篱槿堂自叙》说「他一回到清华就拚命下功夫,许多蝇头细字的读书笔记都是在新南院写出来的」.西南联大南迁之时,文学院曾经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经书院旧址上课,宿舍紧张,闻一多一度与钱穆、吴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见他从容自若,一丝不苟潜心学术研究,认真读书备课.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回忆此事说：「室中一长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灯置其座位前.时一多方勤读《诗经》、《楚辞》,遇新见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灯下默坐撰写.」生活艰难却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终於完成学术专著《楚辞校补》,出版后被学术界公认为文献研究中的力作.这种敬业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闻一多全集序》中说：「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而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他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这种形象.陈明远《文化人与钱》有一章《闻一多的经济生活》,其中说到在昆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惨案的祸首李宗黄,竟然附庸风雅,请闻一多刻印,说明两日之内刻好,润例优厚.闻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将石料原样退回.这就惹恼了特务,公然把大街上代闻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烂,以此泄愤.他自己常用的闲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给人题词,常常盖这方印章.别人问他为什麼叫「叛徒」?他说：「我要做一个旧世界的叛徒!」这不正是一个正气凛然的斗士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