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的诗歌从题材上划分主要有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其次还有行役诗、赠答诗等.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田园诗：描写了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和自然纯朴的田园生活.这是被诗人理想化、艺术化了的一种境界.反映了诗人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悠然自得的超脱心境,同时也是对当时黑暗现实和官场丑恶的一种否定.如《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野外罕人事]、《饮酒》[结庐在人境]、《和郭主簿》等.抒写了对躬耕生活的体验和对劳动的热爱,并体现了诗人对农民的深情厚谊.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描写自己生活的困顿和农村的凋敝,反映了诗人的理想化境界之外的现实世界.如《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归园田居》[久去山泽游]、《乞食》等.
2．咏怀诗和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和咏史诗内容相近,咏史亦是咏怀,它继承了阮籍《咏怀》和左思《咏史》的诗歌传统.诗的主要内容是抒发个人思想、情怀和志节.有的表现了理想与现实、入世与出世的思想矛盾；有的忧患生命价值的实现,抒发了壮志难酬的苦闷；有的反映了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坚守个人志节的高尚品格；也有的以“金刚怒目式”的方式抒发着激愤的情怀.如《饮酒》、《拟古》、《杂诗》、《咏贫士》、《咏荆轲》、《读山海经》等多属这一类.
3．其它：陶渊明的行役诗是其宦游其间的作品,多是写行役之苦和厌倦仕宦思慕归隐的内容.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等.赠答诗多是写朋友之间的友情.如《答庞参军》、《与殷晋安别》等.此外陶渊明还有一些哲理诗.如《形影神》等.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成就：
1．恬淡自然、醇厚隽永的艺术风格.陶渊明的诗歌题材和内容贴近平淡的日常生活,诗歌的形象也往往取自习见常闻的事物,而且是直写其事,不假雕琢,不尚辞采,陶渊明田园诗深厚的意蕴只以淡淡的白描和真情实感,托出诗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然平淡之中见神奇,朴素之中见绮丽.朱熹说：“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朱子语类》）苏轼说他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与苏辙书》）又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上卷《评韩柳诗》）元好问说他的诗：“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论诗绝句三十首》）陶诗除了这种基本风格外,还有一些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的诗歌.朱熹也曾谈到他豪放的一面：“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
2．高远拔俗、天然浑成的艺术境界.陶渊明的诗歌意象看似平淡无奇,然却创造了高远拔俗的艺术境界.其诗的主旨在于写意,在于表达自己的心志、情趣和人生体悟,而写景、叙事只是为意造境.陶诗的许多作品达到了物我合—、主客融合的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做到情、景、理的交融统一.
3．天然本色、精练传神的语言.陶渊明的诗歌不尚藻饰,不事雕琢,而是惯用朴素自然的语言和疏淡的笔法精练地勾勒出生动的形象,传达出深厚的意蕴,达到了写意传神的艺术效果.他善于提炼日常生活口语入诗,沾染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也常用比喻、象征、寄托等手法,即使使用典故也是俗语化.
陶渊明的生平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