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
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欧阳修被贬滁州任太守.此后,他时常闲游山水,并与附近琅琊寺的智仙和尚结为好友.为便于他游览,智仙和尚带人在山腰盖了座亭子.亭子建成那天,欧阳修前去祝贺,为之取名为“醉翁亭”,并写下了千古传诵的散文名篇《醉翁亭记》.文章写成后,欧阳修张贴于城门,征求修改意见.开始大家只是赞扬,后来,有位樵夫说开头太啰嗦,便叫欧阳修到琅琊山南门上去看山.欧阳一看,便恍然大悟,于是提笔将开头“环滁四面皆山,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山,林壑尤美”一串文字换上“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几个字.如此一改,则文字精练,含义倍增.
行文求简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同院三个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请你们分别来记叙一下此事.”只见一人率先说道:“有黄犬卧于道,马惊,奔逸而来,蹄而死之”,另一人接着说：“有黄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最后第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卧犬遭之而毙.” 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那三人于是连忙请教：“那你如何说呢?”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三人听后脸红地相互笑了起来,比照自己的冗赘,深为欧阳修为文的简洁所折服.
文风严谨
据《宋稗类钞》记载：有一次欧阳修替人写了一篇《相州锦堂记》,其中有这样两句：“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交稿后,他又推敲了一下,觉得不妥,便派人骑快马将稿子追回,修改后再送上.来人接过改稿,草草一读,很是奇怪：这不还和原稿一模一样吗?仔细研读后才发现,全文只是将“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改成了“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快马追回的只是两个“而”字.但他反复吟诵后,才发现个中妙处.原来,改句中增加了两个“而”字,意义虽未改变,但是读起来语气由急促变为舒缓,音节和谐,增加了语言抑扬顿挫的音乐美.
“修”与“羞”
（此事真假存疑） 从前,有一个单科秀才,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文如锦绣,诗如莲花.四下张望,只有一个叫欧阳修的,能和自己相比. 一日,这秀才背起行囊,拿了一张地图,要对欧阳修进行文学访问.那真是,一脸得意,万种豪情.心想,定要访他个哑口无言,乖乖地亮出免战牌. 说话间,秀才来到河边,上船的时候,歪脑袋看见一棵枇杷树,好秀才,出口成吟：“路旁一枇杷,两朵大丫杈.” ——要说嘛,这秀才的前两句还是挺顺当的,可不知怎么,总是后劲不足,后面就憋不出来. 要说天下的事儿,就是一个巧.正巧欧阳修也来过河,随口说道：“未结黄金果,先开白玉花.” 秀才一听,拱手赞道：“想不到老兄也会吟诗,对得还不错,不失我的原意.这可是诗人兴会了.” 说话间,船老大已经开船了,枇杷树渐行渐远,秀才见河中有一群鹅,有的鹅潜水,有的鹅灌水,诗兴又起,脱口念道：“远看一群鹅,一棒打下河.” 话说秀才两句出口,又没词儿了.欧阳修顺口接道：“白翼分清水,红掌踏绿波.” 秀才大喜：“嗬!看来老兄肚子里还真有点货,竟能懂得我的诗意.那秀才大步流星,从船头跨到船尾,向欧阳修伸出双手,一边跑一边说：“诗人同登舟,去访欧阳修.”欧阳修连忙把双手高高拱起作揖： “修已知道你,你却不知修（羞）.”
修河
宋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于澶州商胡埽(今河南濮阳东北),河水改道北流,经大名府、恩州、冀州、深州、瀛州、永静军等地,至乾宁军合御河入海.当时因年荒民困,没有立即堵口.皇祐三年(1051年),北流于馆陶郭固口决口,四年堵塞后流势仍不畅,引起了北流和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至和二年（1055年）,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在第一疏中,他分析了当时“天下苦旱,京东尤甚,河北次之”,“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后,继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的严重形势,认为在“国用方乏,民力方疲”之际,以“三十万人之众,开一千余里之长河”,不但人力、物力不允许,而且会引起“流亡盗贼之患”,危及宋王朝的根本利益.在第二疏中,他根据自己的观察体会,首先从分析黄河淤积决溢规律出发,阐述了不宜回河的原因.他说：“河本泥沙,无不淤之理.淤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渐壅,乃决上流之低处,此势之常也.”接着他又分析了京东、横陇河道的具体情况,指出：“天禧中,河出京东,水行于今所谓故道者.水既淤涩,乃决天台埽,寻塞而复故道；未几,又决于滑州南铁狗庙,今所谓龙门埽者.其后数年,又塞而复故道.已而又决王楚埽,所决差小,与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终以壅淤,故又于横陇大决.是则决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复,所复不久终必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而水不能行故也.及横陇既决,水流就下,所以十余年间,河未为患.至庆历三、四年,横陇之水,又自海口先淤,凡一百四十余里；其后游、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陇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也.”同时,欧阳修还认为,河渠司李仲昌等议开的六塔河,宽仅五十步,“欲以五十步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并断言六塔河“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 欧阳修的奏疏未予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开六塔河.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商胡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